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动员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与国家战略需求，经历了从初步构建到逐步完善、从适应传统战争到契合现代信息化战争的持续变革历程。这一沿革过程彰显了中国在国防建设领域与时俱进、不停地改进革新的决心与智慧，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诞生之初，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国内，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残余反动势力仍在负隅顽抗；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遏制政策，战争阴云密布。在此背景下，构建国防动员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1952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正式确立了民兵制度。广大农村和城市基层地区的青壮年踊跃参加民兵组织，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力量。民兵们不仅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生政权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国防动员体系中后备兵员的重要来源。他们在平时热情参加生产建设，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一旦战争爆发，能够迅速补充到正规部队或承担地方防御、后勤支援等任务。

  为了改变旧中国国防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家开始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在苏联的援助下，陆续建设了一批重点国防工业项目，如航空、兵器、船舶等领域的工厂。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中西部等内陆地区，初步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国防工业布局，提高了国家的军事装备生产能力和战略物资储备水平，为国防动员提供了物质技术保障。例如，东北地区的军工企业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志愿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国内则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防动员工作在巩固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了相应调整与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是国防动员战略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国家将大量工业公司、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从沿海和边疆地区迁往中西部的大三线和各地的小三线地区。通过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相对独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的战略后方支撑能力。四川、贵州等地的三线军工企业在当时生产了众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且在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时能够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隐蔽生产和战略防御，有效提升了国防动员的战略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全民皆兵”思想的指导下，国防动员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除了逐步加强民兵建设，使其在组织规模、训练水平和装备配备上都有了显著提升外，还广泛开展了人民防空体系建设。各地修建了大量防空洞、防空壕等防护设施，组织民众进行防空演练，提高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自我防护能力和生存能力。同时，在交通运输、医疗卫生、通信等领域也建立了相应的动员机制，以便在战时能够迅速将民用资源转化为军事资源，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地发展的新时期，国防动员也顺应时代潮流，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注重数量规模向注重质量效能转变。

  建立健全国防动员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了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明确了军地各部门在国防动员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加强了对国防动员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在经济动员、人民武装动员、交通战备动员、人民防空动员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防动员组织体系。

  制定和完善国防动员法律和法规。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国防动员相关法律和法规，如《国防法》《兵役法》《国防动员法》等，使国防动员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这些法律和法规明确了国防动员的根本原则、组织领导体制、公民和组织的义务与权利等内容，为国防动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规范了国防动员的所有的环节和程序。

  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调整改革。对民兵组织进行了压缩规模、优化结构的改革，提高了民兵队伍的科技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同时，加强了预备役部队建设，使其在编制体制、训练管理、装备配备等方面逐步向正规化、现代化军队靠拢，成为战时快速动员扩充正规部队的重要力量。部分预备役部队在军事演习和抢险救灾等任务中表现出色，展现了良好的军事素质和快速反应能力。

  加强后备力量军事训练与教育。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后备力量的训练内容和方式一直更新。增加了高科技知识、信息化作战技能等方面的训练，注重培养后备兵员的综合素养和适应现代战争的能力。同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增强了全民国防意识，提高了公民参与国防动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推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注重发挥国防建设的牵引作用，鼓励民用公司参与军工生产和科研项目，促进了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工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许多民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支持。

  统筹规划国防动员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划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国防动员需求，将国防设施建设、战略物资储备等纳入国家整体规划之中。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兼顾军事功能，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提高战略投送能力，通信网络建设考虑战时通信保障需求等，实现了国防动员与经济建设在资源配置、项目布局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动员面临着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等新挑战与新机遇，呈现出创新发展的新态势。

  加强国防动员信息化建设。构建了覆盖全国的国防动员信息网络系统，实现了动员信息的快速采集、传输、处理和共享。通过信息化手段，能够对动员资源进行精准统计、调配和管理，提高了国防动员的指挥效能和决策科学性。在军事演习和应急救援行动中，利用信息化指挥平台，能够迅速掌握动员资源的分布情况，及时下达动员任务，实现了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高效动员和精确运用。

  提升后备力量信息化作战能力。加大对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信息化装备的配备力度，开展信息化作战训练。培养了一批具备信息化素养的后备兵员，使其能够在信息化战争中承担电子对抗、网络攻防、情报侦察等任务，与现役部队形成有效的作战协同。

  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国防动员领域的军民融合，涵盖了科技、教育、人才、产业等多个领域。例如，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组织军民两用研发技术，建立了一批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在人才教育培训方面，加强军地人才交流与合作，培养既懂军事又懂民用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完善军民融合动员机制。建立健全了军民融合动员需求对接、资源共享、平战转换等机制。加强了军地之间在动员计划定制、预案编制、演练组织等方面的协同配合，提高了军民融合动员的整体效能。例如，在重点项目建设中，实行军地联合论证、联合审批，确保项目既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又具备军事功能和动员潜力。

  拓展国防动员职能任务。除了传统的战争动员职能外，国防动员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在自然灾害救援、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反恐维稳等任务中，国防动员体系能够迅速组织动员军队、民兵、预备役部队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形成较为强大的救援和处置力量。例如，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国防动员系统积极协调军地医疗资源、物资运输、人员调配等工作，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加强国防动员应急应战一体化建设。构建了应急应战一体化的指挥体系、预案体系和力量体系，实现了平时应急与战时应战的有机衔接和快速转换。通过组织并且开展应急应战联合演练，提高了国防动员力量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时的协同作战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防动员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不断的发展演变，从建国初期的艰难起步到如今的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的国防动员体系。这一体系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并且将随时代的发展继续创新完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可靠的国防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