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超越40年了，在中央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太平盛世。多年来，中国人民胼手胝足，完成了大量的基本的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多方面超出了西方国家的想象，也因此引发西方国家的恐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兴起会威胁到他们。尽管这远离事实，但是他们开始从每个方面压制中国。这五年来的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但是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未来十年是中国崛起至为关键的十年。在西方合围中国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突围自强之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必须在科技上成为强国。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些科技的根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科学。不仅要掌握，还要发展出新的方向，带动科技潮流，才能领先世界。

  基础科学多姿多彩，但是基础科学中的基础是数学科学和理论物理。而数学既是物理学的基础，也是一切工程理论的基础！所以任何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数学的成就必须名列前茅！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数学在世界古文明中，不算差，以应用为主，只是远不如希腊。隋唐至宋朝末年，欧洲处于黑暗时代，阿拉伯国家的数学有一定发展，中国数学某些方面比西方进步，但是从世界数学历史来看优势并不显著。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文艺复兴，数学科学的发展势不可挡，中国数学开始大幅落后于西方。直至清末，中国数学家才开始认识微积分和复数运算，落后西方超出了250年之久！而这250年却占据了人类数学史上最辉煌的大部分时间。要追上，并不容易。

  ：大盛于牛顿 (Isaac Newton)，牛顿之后转入低沉，大约80年后，于19世纪初实现复兴，直到当代。

  ：始于费马 (Pierre de Fermat)、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等人，历久不衰。二人创立了数学上的很多不同方向，影响了数学研究几百年。至今，法国数学还是走在世界最前沿。

  ：始于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7世纪中叶之后，德国数学大师屡现，而到了18、19世纪，已经领导西方数学。莱布尼茨之后，高斯 (C.F.Gauss)、黎曼 (G.F.B.Riemann)、希尔伯特 (D.Hilbert) 等一大批伟大的数学家在德国涌现。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数学家远走异国他乡，德国数学出现衰落。可是深厚的科学文化渊源还在，到了1950年，德国又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数学国度。

  为了发展数学，美国从1880年开始派留学生到欧洲。在那以前，美国没有学术研究可言，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哈佛大学亦是如此。一位英国数学家西尔威斯特 (James Joseph Sylvester) 到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敦促他们花功夫做研究，美国大学重教学轻科研的境况才逐渐改变。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很快开始发展科学，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学生到德国、法国、英国留学。到了1910年，在伯克霍夫 (George David Birkhoff) 的领导下，美国数学研究开始有了突破。伯克霍夫解决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他关于有限制条件三体问题的著名研究，是庞加莱去世前就想解决的重要问题。他代表了新一代完全在美国受教育的学者，促使美国数学家获得心理上的突破。在伯克霍夫领导下的哈佛大学，出现一大批重要的研究突破。根据美国数学学会的统计，伯克霍夫的门徒加起来差不多有万余人，散布于美国各地。他们之中有4位伟大数学家开创了新的学派，包括引入莫尔斯理论的马斯顿·莫尔斯 (Marston Morse)；近代拓扑学的创始人哈斯勒·惠特尼 (Hassler Whitney)；偏微分方程现代非线性理论的创始人莫里 (Charles B.Morrey) 和 Morrey的学生———美国概率论创始人杜布 (Joseph Doob)。同时，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大量吸收欧洲的数学家。到了1960年，美国数学已经领导世界。

  如何比较两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的数学成就？我认为，要看同一段时间内，两个国家分别诞生了多少足以影响世界数学50年甚至更长久的学术成就。19世纪40年代，美国数学科学涌现十多个甚至几十个伟大的学术成果。而中国数学，包括华裔学者在内，虽然在这一百多年来努力追赶，仍然只有几个学术成就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这是我们一定要更努力的原因。

  俄罗斯的数学历史始于18世纪，欧拉 (Leonhard Euler) 受邀来到俄罗斯，当时伯努利兄弟也正在圣彼得堡皇家学院深耕。俄罗斯数学线世纪初期至中叶，出现了罗巴切夫斯基 (Nikolas Ivanovich Lobachevsky)、切比雪夫 (Pafnuty Lvovich Chebyshev)，从分析、几何、概率论出发，改变了俄罗斯数学的面貌。到了20世纪中叶，已能和美国抗衡了。苏联解体以后，经济不景气，大量学者移居美国和欧洲，不复往日辉煌。虽然如此，俄罗斯科学院仍然有大批世界一流学者，新生一代也有不错的数学家，俄罗斯数学势力还是不可小觑。

  日本和我国文化比较接近。明治维新时期，派了不少学者到英国、法国、德国留学。最重要的学者叫高木贞治 (Teiji Takagi)，他在19世纪末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跟随一代大师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 学习。1900年，他回到日本后，开始改革日本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撰写了不少教科书。到了1915年，他在数论方向做出了很重要的突破性工作，推广了希尔伯特提出的类域论 (Class Field Theory)，开创了崭新的研究方向。他的研究介绍到德国之后，引起很大反响，又由埃米尔·阿廷 (Emil Artin) 等数学家逐步发展，成为数论的一个重要潮流。高木贞治的成就使得日本数学家信心大增，认为日本人也可以在本土做世界第一流的工作。

  到了1940年代末期，日本人在世界数学界已经出人头地，出现了差不多十来个影响世界的数学家。第一个是小平邦彦 (Kunihiko Kodaira)、第二个是广中平佑 (Hironaka Heisuke)、第三个是森重文 (Shigefumi Mori)，还有岩泽健吉 (Kenkichi Iwasawa)、志村五郎 (Goro Shimura)、佐藤干夫 (Mikio Satō)、冈洁 (Kiyoshi Oka) 等，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数学家，而是开创了一个学科、足以改变世界数学发展的数学家。最突出的一个是伊藤清 (Kiyosi Ito)，他在1938年的博士论文中引进了随机微分方程，影响了20世纪概率论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这几个国家发展出来的数学代表了近代数学的大部分成就。就没有例外，每个国家数学的兴起都有一个重要的带领学者，其在数学上的工作能够影响学坛百年之久！比如牛顿之于英国、高斯之于德国、费马和笛卡尔之于法国、伯克霍夫之于美国、高木贞治之于日本。这些学者为本国数学学科的发展注入了信心，带领年轻人向前走，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中国数学还未达到这个成就，尚未出现改变世界数学发展、领先全球的重要方向、领域和学科。

  在中国，谈到当代最重要的数学大师，毫无疑问，当属陈省身 (Chern Shiing-Shen, 1911—2004) 先生。陈先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他在1945年发表的文章，提出了规范场或纤维丛最重要的结构，其影响直到今天，差不多80年了。陈先生1946年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回国后，带出了一批杰出的中国数学家。几年后，他去了美国，在美国也带出了一批华裔数学家，我也是他的学生。直到1980年代中叶， 陈先生全面回国。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培养出的学生大部分留学海外，想要复刻40年代风貌，有很大困难。当时国内经济积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陈先生晚年全部时间都希望能在在中国培养出大数学家，更盼望中国成为数学强国，这是他的梦想，我希望能继续他的事业。

  1979年我第一次踏入北京，到各地走了一下，真是一穷二白，无论建设和人才都和西方有很大的距离。做了个英明的决断，派大量留学生到美国、欧洲学习，并且引入资金投入到科技。四十多年来，不少留学生、访问学者回国，本土培养的大量学生也成长为了优秀人才。建设国家，上下同心，中国终于崛起。

  但是今天中国之形势，外部强敌环伺，无理打压，科技被卡脖，正如诸葛亮说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一个国家数学的真正兴起，不在于有能力去萧规曹随，跟着其他几个国家的学者做一些修补工作，而在于自已走出一个重要的科研方向，其他几个国家的学者就会有浓厚的兴趣来跟随学习。到目前为止，中国数学的水平未达后面的地步，却也超过前述的水平。未来这三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达不到国际上最前沿的地步，恐怕引进的学者都会逐渐离开，前功尽弃！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在有能力的学者到中国来，也还是希望在世界数学舞台上占一席之地。中国没有很好的方法提供这样的学术环境的话，他们恐怕会选择离开。

  评价一个大学或一个国家的数学内容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评审系统。我们要达到和国际同行平起平坐，很重要的一环是知彼知己！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数学界对我们的祖国的数学水平处在世界前沿什么位置并没有搞清楚。一般来说，中国评估奖项、评估晋升，较少征求国际专家的意见，大部分意见由国内的一些同行来决定。但是现代数学多姿多彩，能够区分出几十门不同的方向。而中国数学学科大部分重要学者年纪偏大，往往因循守旧，对于现代数学发展的认识并不全面，他们对一些新兴学科不了解，评估亦不够准确。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前沿领域的研究人员遭受打击，年轻的学者不得已选择因循守旧，没有能力、没有兴趣去走一条自己的路，也逐渐和世界前沿的发展脱了轨。

  即使是国际评估，很多学校都是以论文多少、影响因子高低等来做决定。这样的方法对于一般学问还算可靠，但是对于最前沿的学问却是远远不足的。

  十年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台湾交通大学的工科被评为世界第一，近年来我也听说清华大学的工科也是被评为世界第一。大家都十分高兴，但是大家心里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的工科比这两所大学强，他们不断发表领导世界的论文和发展工业最前沿的技术，而我们中国名校还鲜少这样的突破性科研成果。

  从这点看，我们明白通过机器找寻影响因子用来评估学科是不是达到世界一流的方法，并不客观，达不到评估的目标！美国的名校，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有世界一流的学者，他们自己对前沿的学问有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同行评审 (peer review)，很清楚自已的水平。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公开他们的意见。而中国高校既缺乏最前沿科学家，又较少征求全球专家的意见；即使征求，也多局限于华裔学者，那就很不全面了。

  我是怎么样来判断中国数学的成就的呢？从1979年，我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直到现在，我年年都会回到中国，无论是内地、香港还是台湾，平均起来，每年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到我任教的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也是为数不少。这十多年来，我门下弟子回国的也不是小数，包括了两个影响深远的院士。到如今，我也在中国建立了8个以上的数学研究所。我自己做的学问，也横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因此对中国数学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即使如此，我对中国数学的了解直到今年才更深入。

  2022年，中国科协的领导来清华大学和我见面，希望我带领中国数学在国际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我和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的同事们筹备并举办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1^]，邀请了全世界在数学、理论物理、理论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学者齐集北京，讨论最前沿的学问。

  我们设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奖项———前沿科学奖。我们将数学、理论物理、理论计算机与信息科学领域分为34个方向。每个方向找到大约5位该领域最活跃的专家进行评审，他们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日本、印度等国[^1^]。

  我们邀请的评委中有4位菲尔兹奖得主、1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图灵奖获得者，54位欧美各国院士，56位国际基础学科领域重要学会会士，百人次获得世界级大奖，全部约190位大学者。由这些学者一起评估，选出过去5年发表的最佳论文。这些论文应该能够准确代表数学发展的方向，而且获奖者也是实至名归的。

  我们邀请的190位评委经过一个多月来日以继夜的讨论，在数学学科中选出了110篇近五年来最杰出的论文。为了客观和公平，我们又成立了一个由30多位杰出学者组成的复审委员会，最后挑选了86篇最佳论文。全世界最权威的专家参与整个评审过程，十分严谨，我相信是最具公信力的评审过程！

  可以说，前沿科学奖的评审结果让我十分惊讶！在数学领域86篇获奖论文中，只有6篇是国内大学教授的作品，其余都是海外大学教授作为作者（不少论文有超过三位作者）的论文！所有涉及评选的会议和讨论都由中国大学教授担任召集人，歧视中国学者的可能性不大。前沿科学奖的评选结果能用来作为中国数学和世界数学前沿比较的客观指标，它具说服力地反映了国内数学的真实水平。

  结合前沿科学奖评奖结果，再比较国内很多重要奖项的评奖结果，能清楚地看出，国内现有的评估没有“真实”地把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展示出来。比如，很多在国内得到重要奖项的学者们的成果并没有入选，这说明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进入世界数学的最前列，没有正真获得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

  这次评选结果为了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现象：署名是华裔作者的论文虽不及欧美学者数量之多，有20篇入选，表现也算不错了，但这些学者大部分并不在国内。除了前面提到的6篇国内数学家的论文外，只有一两位华裔作者最近回到祖国工作。这个现象是可以让我们花时间去反思的。

  第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是，这十年来，中国经济崛起，虽然个人财富还比不上美国，但国内杰出学者得到的薪酬和房子的资助已超越了大部分美国的教授，深圳、上海、杭州等地方都有极为丰富的奖励。听说浙江省有个“鲲鹏行动”计划，提供几千万人民币的天文数字！有好几位数学家因此受益。但是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奖项的获奖者并不是上述五篇得奖论文的作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华裔学者在美国名校能做出最前沿的学问，在中国名校却有困难。

  即使在海外的华裔学者，这四十年来的工作，除了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的著名工作以外，和当年陈省身先生在微分几何以及周炜良先生 (Chow Wei-Liang) 在代数几何上的重要性工作是无可比拟的！

  不能说海外华裔数学学者的志向就一定单纯，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被中国“帽子”包围、被中国院士的荣耀引诱，不愿意力争上游。他们的工作和陈省身先生的工作相比，实在难以相提并论！

  我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诱导学者做学问的方法太过注重物质的奖励，没有照顾到学问内容本身的水平。我们有大量的优青、青千、杰青等奖励方式，很多高校规定他们只给这些有“帽子”的学者提供丰厚的薪水及住房津贴，因此所有年轻的学者为了“帽子”而拼命！由于缺少国际上特别杰出专家的评估，大家对于学者在科学上的成就，不是夸大其词，就是言不及义！年轻人不敢去做最前沿的学问，因为部分评委不懂这些前沿学问，也怀抱私心，怕这些前沿学问在中国流行以后，他们自己不存在一席之地！

  鼓励大学和年轻人建立明显的目标，这是极度需要的。我希望在未来十年，包括清华、北大、复旦，至少有十间大学变成全球一流大学 。而年轻人的志气必须改进，至少有一小批的年轻学子有志气变成全球一流的学者，做出突破性的工作，能够在学术界引领风骚，影响数学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一生的志愿就是拿政府颁发的“帽子”，做个院士，甚至得到诺贝尔奖。做学问的目标是要找到大自然的奥秘，找到一切有意义的规律！

  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极为成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之。况且世界形势在不停地改变，列强对于中国的崛起，能够说是又爱又恨。多国政府通过不同手段迫使学者远离中国，妄图削弱中国的科学技术实力，窒碍中国的科技发展。它们将不少学科列为国家机密，一同合围中国，这个态度已经日益明朗。但是，大部分西方学者还是希望从纯学术的观点来和我们交流，中国需要在列强对我们合围还未完成之前，走出一条世界学者们支持的路径。自从2022年9月我们开始筹备“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以来，各国学者态度非常积极。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能够站出来带领全世界的基础科学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造福人类。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的官员太过讲究公平，不敢担当，没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提拔一批有领导能力并有国际水平的学者。听闻当年钱学森 (1911—2009) 先生刚回国时参加导弹的研究工作，需要一批有能力的专家合作，各地院校的领导坚持不放人。经过周总理协调，才可以找到50多位科学家合作。政策不能一刀切，特殊情况需要采取一些先进的做法。同时，希望中国高校能够打破藩篱，相互合作。

  两年前，中央支持我的想法，特批设立“数学科学领军人才教育培训计划”，并成立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训练少年学生，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数学大师都是在十三四岁时开始发力的。

  盖尔范德 (Israel Moiseevich Gelfand) 是前苏联数学界一代大师，1978年首届沃尔夫奖获得者，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俄罗斯的顶尖数学家。盖尔范德在谈到数学人才教育培训时认为，对未来顶级职业数学家进行数学专业培养应当从13~16岁期间开始。俄罗斯数位获得菲尔兹数学大奖的数学家都是在十三四岁时由名师指点学习而后成功的。作为实践，盖尔范德当年在俄罗斯挑选了5个幼童，卡兹丹 (David Kazhdan)、伯恩斯坦 (Joseph Bernstein)、基里洛夫 (Alexandre Kirillov)、金迪金 (Simon Gindikin) 以及他的儿子谢尔盖·盖尔范德 (Sergei Gelfand)。在他亲自教导之下，这五个幼童俱成为数学大师。

  再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数学界很多主要的学者来自美国五十多所中学，这些中学的学生都是十三四岁入学，受到极为严格的训练。最后两年使用大学本科的教材，由大学教授水平的老师来教导。

  香港回归时，香港教育部门的官员认为学生读书太辛苦，不要花时间去读中国历史和中国语文，结果是香港年轻一代不知有国，遗害至今！

  有些人对我们选拔少年人才的做法却不能理解，认为我们违背人才培养规律，坚持觉得应让这些有天分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到了十七八岁再进入大学。我想，主要看学生的程度和能力。求真书院两年来的实践，可以证实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去年，求真书院大一学生参加了全国性数学比赛———丘赛，竟然拿了金奖，还有两个拿了铜奖。

  姓名奖项获奖年级***分析与偏微分方程方向金奖大一年级***代数、数论与组合方向铜奖大一年级***代数、数论与组合方向铜奖大一年级

  不敢推进创新人才教育培训机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事和利益的原因外，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客观的、可信的评估机制。事实上评审的方法是可以比较公平的，不过需要一个良好的过程罢了。上述的前沿科学奖评选就是个十分清楚、客观的过程。

  其实，现在中国很多省市在中央的要求下要发展高科技的产业，但是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人才的大量缺乏。我到海南省三亚市多次，遇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提拔一批年轻的学生，很快就能解决关键的人才问题。

  我们要用最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世界一流的学者来华工作。所谓良好的学术环境，必须要有浓厚的、前沿的、实质的学术内容，让学者在中国的研究环境下，感觉到兴奋，感觉到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大有可为，能解决学术上悬而未决、举世瞩目的大问题！怎么样打造这样的环境，以中国目前的国力，绝对做得到，也能做得好。

  但是，目前的很多政策已经过时，需要大幅度的改变，希望中央大力支持！任何的改革，都会触犯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学术亦是如此。我个人估计，改革会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是可以成功的，但要得到中央大力的支持！

  大量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时代已逝去了，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环境，就如当年“两弹一星”的局面，必须自强。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坚持保护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让他们没顾虑地投入国家最前沿的建设，使得我们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同样的道理，在本土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是当下科技自强的根本处理方法。我很有信心，中国只要有5年的功夫，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并不是想象中需要那么长的时间。5~10年内，中国就能在本土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学者，同时能根本地解决很多重要的数学问题。大家必须要合作，要鼓励年轻学者成长。

  清华大学求线名有志于数学科研的杰出学生，想让他们毕业后成为数学学科上的领军人物，出人头地，打破美国在数学学科的垄断地位。

  我们聘请了世界一流的学者来教导他们，包括我们全职引入的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 (Caucher Birkar) 教授。这些知名教授遇到求真书院的优质学生，都十分兴奋；也认为在清华大学良好的环境中，能做好研究。

  时至今日，求真书院运作了不到两年，已经培养出来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生，能见到国事之可为，我们上下一心，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列强环伺下，国内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特别强烈，这会导致人们看不清楚科学的走向。历史上有个最为极端的案例，就是清末义和团事件，结果中国惨败，几乎亡国！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基本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基础数学。然而有些媒体因为知识有限，而哗众取宠，可能适得其反！另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电视节目畅谈科普的时候，选取的内容仍然只是古代或近代中国学者的著作，和现代数学内容关系少得可怜。

  中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普，教育民众。也需要在平实的基础上宣扬中国深厚的文化和成就，让我们的学者有自信心去力争上游！虚假的夸大会产生反效果，必须组织一批真正的专家来推动科普教育。科普也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正确的、前沿的科学知识，让孩子门了解什么是“最好”的科学成就，彻底改变哗众取宠的报道风格。

  古人讲“祸兮福之所倚”。西方列强对中国科技的围堵确实制造了危机。若应对不当，会让我们新生的科研团队因被西方封锁而没有办法获得重要信息，最终在打压下失去信心而解散。但是，在危机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这三年来，很多重要的学者和优秀的留学生开始全职回国。只要政策持续向好，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会有大的改变。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刚成立时，吸纳的都是刚毕业的博士；如今，我们已成功地引进了五六位资深大教授。这其中最出色的是年轻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他已经在清华大学安了家，并且带领着一批求真书院的学生充满干劲地做前沿研究。我们也在继续努力吸引新生一代的年轻学者。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清华大学数学学科在全球的排名已经由2009年的第96位跃升到现在的第24位。

  我们仔细分析中国数学的前景：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核心数学的研究水平开始追上时代。核心数学包括数 论、代数几何、微分几何和表示论。

  中国数学的主要研究人员分布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其中除了微分几何外，中国学者在这些学科取得的成就仍逊于日本学者，而胜于亚洲各国同行（假如将印度裔的美国数论学家计算在内的话，恐怕中国和印度算是旗鼓相当）。还有一些学科方向，包括分析、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等，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有一些学者的成就开始能追上世界水平了，但要有突破、要领先，还做不到，这是很值得鼓舞的一件事，当然还要花很多功夫。

  如果政府能够制定有效政策，全力支持这些研究方向，上下一心，那么我们的祖国数学相关方向就有希望在五到十年后追上欧洲各国，但这一定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组合数学、概率论和统计学则大不如欧美各国，亟待充实！应用数学的发展要建立在基础数学发展的前提下，并加强与工程的结合。

  正如人工智能这个学科，中国学者不少，但是真正有创意的不多，究其原因正是：中国的应用数学家对基础数学没有深入的认识。我们在训练年轻学生时，一定要改正他们的错误观念！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科学的训练，才能发展应用科学，不要倒因为果。

  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墓志铭———“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我译为“我们求真，我们会知道”。

  我们做学问，要了解学问，要了解学问的主要精神，这是科学的基本精神，而并非为了拿诺贝尔奖、做院士。还有一句是我从《楚辞》改编过来的———“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何可悔”。

  我们追求的是真理，不是荣誉或金钱。有了崇高的志愿以后，所有的学问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努力！

  丘成桐老先生回到国内，是国之幸！看看丘老的这篇文章，能够正常的看到丘老不仅爱国，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国内的数学研究向世界最前沿靠齐。对于他提到的我们国内数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希望都能逐步得到解决！但谈何容易！我们实在太浅薄，我们实在太自大，我们太实用化太物质化了，这些对于基础学科的发展实在是致命的。

  丘老这篇文章把中国数学的现状和问题剖析得太透彻了！一味追求物质奖励、陈旧的评价体系，这不仅是数学界的问题，更是整个科研领域的沉疴。希望能引起重视，大刀阔斧改革，不然谈何超越？ 看了才知道，中国数学和世界前沿差距这么大！光砸钱引进人才没用，得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环境，鼓励年轻人去探索真正的前沿学问，而不是围着“帽子”打转。 华裔学者在国外能出成果，回国就难有突破，这难道不可以让我们反思吗？别总用物质诱惑，多给科研人员创造自由探索的空间，少点行政干预，多点学术包容，中国数学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