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新基建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核心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基建关注当下，更重视未来，与当年的4万亿投资有着明显区别。有了新基建就不愁新业态，但需要构建从新基建到新动能的转化机制。

  这一段时间新基建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大家都对新基建充满了期待。当然讨论中也发现有很多的迷惑，大家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说新基建与目前还在发展中的疫情有着必然的联系，其实也对也不对。新基建的提出早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即便没有疫情的发展，新基建仍然会成为一个重要选择，我们目光可以看得稍微远一点。讲它是一个必然，同时也是一种选择，是有其发展背景的。

  第一个背景：新基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入到新阶段之后的一个必然，也是一种选择。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需要新的社会基础设施与之相适应。大家可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和报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都会有所变化，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工业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字化的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一个新阶段都会有新的基础设施需求提出来，那么相应的就会有新的基础设施供给与之相适应。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基础设施有不同的要求，这是第一个大背景。

  第二个背景：数字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为啥说数字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呢？这里会给出两个重要的技术变革时间节点。一个就是现在5G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2019年被称为5G元年，今年进入一个大扩张阶段。去年我国5G基站已建了13万个，今年从看到的报道来看，有的说要建30万个，有的说要建50万个，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今年的5G基站建设数量要比现在报道的这些数都要大。进入5G阶段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每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了，可以说是期待满满。2G、3G、4G……每一个阶段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工作生活的变化都是始料不及的，未来我相信也会是如此。另外一个数字化的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热词叫人工智能。如果说过去10年可以称作是网络经济阶段，那么从今年开始就要郑重进入智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一旦实现了智能化，整个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跟现在相比可能又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整个数据量传输的需求也会不一样。未来几年数据量会呈现指数级增长，当前所有关于未来数据量规模的预测可能都是非常保守的。进入5G时代和智能时代，数字化的经济发展本身也需要新型的更强、更快、更高、更好的数字基础设施与之相适应。

  第三个背景：新冠疫情带来的变化。各位明白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大灾促大变”，每一次大的灾难都会促使人类社会前进一大步。那么这一次大灾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影响会是多方面的。我曾经说过，这次疫情是对全球全社会应急能力、反脆弱能力和数字化生存能力的一次大考验、大检验，也是一次大培训。我们正真看到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现实的，也是让人很焦心、很焦虑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有可能现在全球经济正面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萧条。从历史上看，每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紧接而来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系列举措。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往往是进行逆周期调节的首要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们本来就要发展新基建，再加上还要应对疫情之后的经济大萧条，那么力度自然应该更大一些，我们所抱的期望也就更大一些，这也是新基建非常关注的原因之一。

  第四个背景：疫情可能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家已经在用“后疫情时代”、“后危机时代”这样的词来描述我们的未来。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格局肯定会出现大的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从现在经济发展来看，现在世界各国对未来经济尤其是2020年的经济发展都有一些新的预测。4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调整后的《世界经济展望》，对全球的经济进行了预测，他们都以为2020年整个全球经济要比上一年下降3%，而以前的预测是2020年可能要增长3%，这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随后我国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发展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下降了6.8%。由此能够看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带来今后几年整个全球经济格局的大变化。到底是如何的变化，相关研究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有一点能确定，新基建在重塑新格局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不少报道，对于新基建到底包含哪些内容，有不同的版本和说法。比如有版，有地方政府版，有长期资金市场版，也有学术研究版。除了新一代基础设施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内容，有一些甚至把所有的基建都列为新基建的内容，这说明对于新基建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总的来看可以分成五大类，或者说有五个圈层。第一类把新基建定位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还有物联网等，这也是里边提到的五个类别。第二类把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加进来，比如就要加上像数字管网、智能交通这样的内容。第三类增加了一些新式的基础设施，如特高压、充电桩等。第四类包括了一些我们过去只有少数重视，现在需要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比如这次疫情工作暴露出来的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体系。第五类包含了所有新建的基础设施，这就几乎是涵盖了基础设施的全部内容了。大家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好像都有道理。实际提的很明确，在强调“统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时，实际上已经把新基建同传统基建给区分开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非要规整一下，那么“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可能是最准确的表达。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割裂开来，其他的基建也应该受到重视并把它发展好利用好。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专门对新基建的内涵进行了表述，把它分成了三大类：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AI、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这是目前较为系统的关于新基建内容的梳理。我觉得在政策执行和实际操作的流程中，按照这样的理解是可完全把握和落地的。其实，对新基建内涵和外延等概念，不必过于纠结，重要的是如何建设好、利用好。

  不少人跟我一起讨论过一个问题：新基建到底新在啥地方？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自己觉得有三个方面应该予以关注。

  一是新的建设内容。传统基建指的是与以“铁公鸡”为代表、以土木工程为特征的基本建设，如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房地产等。新基建指的是以云网端为代表、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5G通讯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二是新的时代需求。人类已确定进入信息社会，数字化的经济日益成为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建设与数字化的经济加速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基础设施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满足群众新需求的需要。

  三是新的发展理念。新基建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些新的发展理念，因为它瞄准的是未来的发展的新趋势。对于新的发展理念我们也不必要再去创造更多的新概念，我们就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去理解新基建就可以了。在这样的新理念下，新基建的做法、模式、衡量标准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

  我看到很多人都把这个新基建理解为就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把它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拉动作用看得重要。所以也有人问我，新基建到底与当年的“四万亿投资”有何不同？我觉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一，背景不同。“四万亿投资”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新基建”是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与2008年相比，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经济和社会矛盾、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和手段等都有了很大不同。

  第二，目标不同。“四万亿投资”主要是为避免经济断崖式下滑，“新基建”虽然有缓解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的需要，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打造经济稳步的增长新动能。

  第三，对象不同。“四万亿投资”主要投向“铁公鸡”，“新基建”主要投向新型基础设施。

  第四，方法不一样。与“四万亿投资”相比，“新基建”将更多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发展也为新基建更好地发挥大众参与、共建共享作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保障。

  第五，效果不同。“四万亿投资”起到了刺激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诸多负效应，比如落后产能过剩、债务负担、环境污染等，后来不得不进入“前期政策消化期”。有了这样的教训，加上信息基础设施自身的特性，相信“新基建”能将负外部效应降到较低程度。我特别担心大家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新基建立竿见影地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方面，其实我们该看得更远一些。

  这里就要搞清楚新基建与新动能之间的关系。有人担心现在花这么大力气、花这么多钱去搞新基建，它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产生培育新动能的作用。的确，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从理论上很难说得清楚。对于几十年前提出的IT悖论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更何况新基建在整个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比例充其量也就是10%左右。如果从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去衡量新基建的价值和作用，我们可能会很失望。新基建最大的价值将体现在培植新业态土壤方面，大量新业态的涌现才会形成发展新动能。我们从历史观察不难发现，正常的情况都是先有新基建，后有新业态。我今天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只要有了新基建，就不要发愁新业态。

  看一下通信基础设施发展历史及其引发的业态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树立对新基建的信心。由于有了2G的基础设施，我们就开始有了像短信、QQ、支付宝这样的一系列新经济业态出现。在3G时代，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建了3G到底能干什么，当时也有人说建3G根本没那么大的必要，但是后来我们得知智能手机出现了，全世界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智能手机之外，还有移动电子商务、微博、微信以及OTO这样的新业态。到了4G时代，宽带能力逐渐增强，然后就开始有了扫码支付普及，共享经济开始席卷全球，社交电商、短视频等也很快就发展起来了。那么5G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业态呢？大家已经比较看好像4K、8K高清电视的传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无人驾驶、远程医疗、智能家居、网上办公等一系列新应用，也期待着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在5G环境下线G时代真正革命性的产品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真正的答案。但这样的产品一定会有，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

  有了新基建就不愁新动能，但是从新基建到新动能也不是说自动就会顺利完成的。从个人研究的角度看，将来新基建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不会像传统基建见效那么快，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调动并保护各方投资意愿，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更多、更有效的政策保障。

  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打着新基建的名义做传统基建，也要尽量防止用传统基建的套路去做新基建。

  信息通信网络应还原其“社会基础设施”本性，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竞争性营利性产业对待。

  需要研究建立新基建绩效考评体系，包括覆盖面、渗透率、质量、使用者真实的体验、普遍服务落实程度等多维度进行考察，及时了解建设成效和社会经济效应。

  新基建不会自动转化为新动能，需要在新基建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尤其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制度创新既要用好加法，研究制定与新经济、新基建发展相适应的新制度；也要用好减法，把阻碍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的一些法规、条文进行删除。培育新动能很重要，但是释放新动能更迫切。

  现任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执委兼秘书长。

  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长期从事信息化和信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参与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策略与规划等一系列有关政策研究制定工作。主持完成30余项重点研究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优秀研究成果奖。2005年起带领研究团队专注信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2010年开始发布年度“中国信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2015年推出第一份“全球信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2016年推出我国首份《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主要著作有《聚焦第四差别：中欧数字鸿沟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和2013年）、《分享经济：重构中国经济新生态》（2016，湛庐文化）、《驱散增长的迷雾：新常态下的新动能》（2017，中国财富出版社）、《共享经济：中国新故事》（2018，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共享经济100问》（2019，中央党校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