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当基建工程兵改变个人命运的典型个案，在本文中，我们将读到一位基建工程兵如何逆境崛起，从朴素的农村背景一步步攀登至国家银行高管的励志故事。这位不平凡的主人公，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勤奋智慧，跨越重重困难，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的曲折历程不仅见证了个人奋斗的力量，更折射出国家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宏大背景。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世界，感受那份坚持与拼搏，汲取前行的力量。

  我在部队当了18年兵，从1966年8月在煤炭工业部第77工程处整编入伍，至1983年5月集体转业到煤炭工业部。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思想最求上进的时候，学习锻炼最佳时期，精力最充沛的阶段。因此，部队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对我影响最深。我把青春献给了部队，部队给予我的精神力量受益终生。

  我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先辈们有的是种地的农民，有的是农村里的买卖人，都没有离开过农村。因此，我对农村印象很深。1962年我读完高中后就想立志回农村，想把贫穷落后的家乡建设好。可村党支部书记对我说，回农村书不好念了，农村工作不好搞，还是出去工作吧！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于是，我就到辽宁阜新矿务局清河门建井工程处参加工作了。1964年9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西南大三线建设。我随阜新矿务局清河门建井工程处的千余名职工，由辽宁调往贵州，参加修建滇黔铁路。由东北到西南，气候、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地流传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俗语，以此形容贵州的地理环境和经济落后的面貌。面对这种艰苦的条件，很多人受不了，丢掉党籍、团籍、公职，擅自跑回东北老区。

  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积极投入工作。不久，我被编入煤炭工业部第77工程处，并被任命为工程处团委书记。1966年8月，第77工程处整编为基建工程兵第41支队第401团，我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员，心里不知道有多么高兴。部队的任务是建设贵州盘县矿区月亮田煤矿。1972年5月，我又随第401团由贵州调往河南，参加平顶山八矿的建设。1977年8月我被调往陕西韩城第42支队后勤部。工作不到两年，1978年年底，又被调到北京基建工程兵煤炭指挥部机关。能来首都是我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我在想，自己由东北到西南，由西南到中原，由中原到西北，现在真的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为当上了基建工程兵，赶上了机遇。来到首都北京，改变了我一家人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情况，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件好事，应该感谢基建工程兵部队。

  我受到部队的培养和教育，部队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一直影响着我。在部队期间，我们夫妇两地生活17年，家里困难重重，当时也想要求转业回老家，解决两地生活问题，照顾好子女。但为了把工作搞好，话到了嘴边也没有向领导提出要求，而是继续当兵。在整编前我是工程处的团委书记，是科级干部，相当于部队的营级干部。整编后安排我当政治处干事，是连级干部。当时有好心的让我去找领导反映，我没有去找，觉得自身能力不够，工作安排是组织上的事，我并无怨言。1969年，正处“文革”高峰时期，党中央让军队到地方去支左。因当时第41支队驻在贵州盘县，遵照上级命令，支队派出第402团进驻盘县支左，由团长乔善田担任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不知为什么把我从第401团单独调去支左，当时很有想法，但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好服从。在我当干事时，1971年10月，团里突然下令让我去连队当指导员，因当时该连广东藉战士与贵州藉排长发生了尖锐矛盾，排长要开枪，激怒广东战士群起而围攻排长。我去之后经做思想工作，解决了双方的矛盾，广东兵还和我交上了好朋友。此事虽然处理得很好，但我心中还是有些想法，下连队组织上为啥不事先找我谈谈话，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尽管有想法，为了工作，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转业到地方后，工作安排上也遇到了类似问题。1985年5月，煤炭部机构变动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到部机关党委组织部工作，还没有去报到就变了，又让我到部基建司工作。当时基建司司长陈明和对我说：“把你从机关党委调出来是我的意见，你来基建司帮助我搞党务工作，基建司是个大司，人多、事情多，需要这么一个人把党的建设工作搞好。我与你在部建设总公司一起工作了两年，给我的印象很好，所以才把你调过来。”谈话之后，还没等陈明和司长安排完工作，他就调出基建司到部安检局任职了。

  他一走，我也想去，便向基建司新任司长沈德琛提出调离工作。沈司长坚决的对我说不能去，让留下工作，我只好服从。在部基建司工作的几年，得到了领导和们的全力支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我每年参加基建联谊会时，大家在一起畅谈过去的往事，感到很有意义。1988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家能源投资公司，煤、电、油在一起。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回京后接到通知让我到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报到，任公司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这么大的变动，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新单位人事变动也很大，部基建司去的处长、副处长大部分都提为公司的部门领导，而我还在处级岗位上，可我并无想法，一心想把工作干好。1994年3月，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又改为国家开发银行，人事变动也很大，很多人都提拔了，我仍在处级岗位上，直至2001年8月退休。一些老、老战友见到我提起职务之事，说我要在煤炭部凭资历也能提拔一职，我说这是组织上的事。还有的人说：“你咋不活动一下领导，送点礼，请请客。”我说，在处长的位置上干了22年，说心里话，我感到很满意，很满足，心里也很平衡。

  ▲1992年4月，作者随国家能源投资公司考察团赴德国考察，在莱茵河畔留个影

  我在部队一直做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缺乏专业相关知识。转业到地方，尤其是在国家机关工作，需要更加多的知识才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更需要有知识的人才能担负起经济建设的重任。因此，我1985年参加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管专业学习，历时五年半，获得大学本科学历，被评为高级经济师。我在煤炭部基建司虽然做党务工作，但经常参加司里召开的业务会，从中学到了很多煤矿基本建设的知识。我在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办公厅工作时，学到的知识更多一些，因为能源不光是煤炭，还包括电力和石油。我在秘书处工作，经常参加煤炭、电力办公会，从中学到了建设电厂的有关知识。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是国家为了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贷款而成立的，要想把公司搞好，必须有好的制度来规范，此项工作由秘书处牵头，公司各个部门配合，经半年时间，编制出了《国家能源投资公司项目管理规章制度执行办法》，约20万字，使得公司管理有章可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编制这个执行办法，我从中又学到了一些电力知识。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1994年3月，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又改为国家开发银行，属于金融机构，经营项目贷款，就要有借有还付利息，国家不能白发放贷款，目的是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做到贷款能收回来。在国家开发银行开创期间，我先后担任煤油局、能源水利评审局（后改为评审一局）综合处处长。所谓综合处，就是要综合局里的各种业务工作情况，还要参加一些项目的评审工作。当时我是局评审领导小组成员，参与项目的评审、合同的签订以及贷款发放等项工作，从实践中增长了金融知识。总之，到地方工作后，我得到很多学习机会，提高了专业相关知识水平，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