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工程兵曾经遇到过始料不及的生存困难，不止一家媒体用饱含悲情的笔触书写了基建工程兵当时的遭遇。但我也深刻感受过他们克服困难、顾全大局的精神。深圳的各级领导也一直尽最大努力帮助这支队伍，多次召开解决基建工程兵困难的会议，在工作和生活上对基建工程兵无微不至地关怀。那一切的一切，不仅记录在我的工作笔记里，还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我是1980年从省委办公厅调到深圳市委工作的。1982年，我担任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的秘书。那一段时间深圳的一件大事，就是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开始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深圳市委是在争议很大的情况下做出接收基建工程兵的决定的。而且，梁湘等市委领导从始至终对基建工程兵都热情支持、关心和爱护。

　　▲1982年，时任市委书记梁湘（后二排左二）陪同王震将军（前排左一）会见参加深圳开发建设的基建工程兵

　　1982年5月，国务院和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几十万基建工程兵需要安置。

　　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相当于司令员）得知广东改革开放要建设特区，心想基建工程兵肯定会受欢迎，便派副参谋长徐馨来到广东联系。

　　想不到的是，广东对于是否接收基建工程兵转业意见不一。反对者说：“广东自己的基建队伍都“吃不饱”，哪里还有余粮周济别人？”“现在正在大规模压缩基建，要是基建工程兵来了，不就等于一碗米饭分给两个人吃！”“深圳特区刚刚建立，一下子便想接收两万基建工程兵，这副重担，一两岁的孩子能挑得起吗？”

　　到了深圳，市领导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主张接纳基建工程兵的认为，深圳建设任务重，要自己的建筑队伍。基建基建工程兵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会成为特区建设主力军。

　　也有一些领导不同意。当时深圳只有3万多城镇居民，一下子来两万基建基建工程兵，还有6000多名家属，生活安排就是一个现实难题。还有人担心，现在刚刚开放，中英正在进行收回香港主权的谈判，深圳毗邻港澳，是个敏感地带。几万名身穿军装的人拥到深圳，香港澳门会不会有人说：“深圳突然来了几万，不知有什么行动？”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香港很多商人就因担心中国恢复行使主权而移民。1984年我去过一次加拿大，就遇到不少把生意转移到加拿大的香港人。

　　对基建工程兵接还是不接，深圳始终没统一的意见，但梁湘一直还惦记这件事。那时深圳本地建筑工人仅仅300多人，只能申请省内其他城市的建筑队来深圳做工程，外地工程队随意涨价，又提出让深圳出资给他们到香港去考察等不合理要求。梁湘很不高兴，说难道没有张屠户，我们要吃带毛猪吗？

　　那时主管基建工作的是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梁湘问他的意见。舒成友明确说应该接收基建工程兵。他讲了三条理由：第一，特区建设需要建筑队伍，但培养自己的建筑队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第二，省外和省直属单位的基建队伍都是“飞鸽牌”。有钱赚便留下来，赚钱少就到别的地方去了。第三，基建工程兵有人民不畏艰难、纪律严明等优良传统，底子很不错。

　　舒成友曾经是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的部下。梁湘就派舒成友去北京拜访李人林，还写了一封短信：

　　“李司令员：您好！关于两万基建工程兵进深的事，省市都有两种意见。今派我市抓基建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来向您汇报。您是他的老领导，有什么高见，请跟他谈吧，我们将认真听取您的意见。”

　　李人林热情接待了舒成友，同基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张广生、副参谋长徐馨来一起听取舒成友的汇报，了解深圳市的建筑队伍、生活水平和市场物价等情况。舒成友也详细询问两万基建工程兵的基本情况。双方既开诚布公，又十分慎重，所以足足谈了两天半。

　　3天后，舒成友飞回深圳，也带回李人林给梁湘的一封信，并汇报与李人林等人会谈的情况。舒成友特别提到，基建工程兵到深圳，将带来一批价值不菲的装备和资产。固定资产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1亿元，1981年，基建工程兵部队挥师南下，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开发建设设备总值5161万元，机械设备77818匹马力。

　　几天后，梁湘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班子成员的支持下拍板决定，深圳同意接收两万基建工程兵。

　　1982年11月2日，深圳市委常委会讨论基建工程兵转业的具体安排问题，徐馨来、孙志杰、赵彦林、廖成林等列席。会议确定，深圳成立改编领导小组，由周鼎、周溪舞、罗昌仁、刘波、徐馨来、孙志杰、赵彦林等人组成，周鼎任组长，徐馨来等任副组长；给基建工程兵每个团分配7万平方米基地，4个基地点分别为竹子林、猫颈田、罗芳路口和鹅地山。

　　也就是这次会议确定1、16、19、303、304团改为一、二、三、四、五建公司，302团改为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公司，802团改为市机电设施安装公司，后调进的912团改编成深圳市工程勘测公司。到1982年12月底，各部队就基本调遣完毕，包括8个团、一个医院、两个支队机关，他们构成了深圳经济特区初建时的基本建设队伍。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为了不让某些港澳人士反应敏感，两万基建工程兵进入特区时，确定一律不携带武器，全部改穿便装。

　　那个时候，深圳安排两万官兵和6000多名家属，人数与深圳当时城市人口基本持平，说实话困难是很大的。

　　第一个困难便是最基本的吃住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9月9日，九号强台风正面袭击深圳，基建队伍住的工棚十有八九被刮倒了。梁书记碰巧在香港参加深业公司开幕酒会，他非常关心深圳受灾的损失，特别是基建队伍的安危，让我尽快了解情况。回深圳的第二天，上午会议是研究灾情和解决实际问题，下午便立即到基建工程兵驻地了解受灾情况。部队的基本生活设施差不多全毁了，有的部队几天没吃上饭，梁书记指示，友谊商店那些凭外汇券供应的面包马上分给各团暂渡难关。

　　更大的困难是生产任务不足。当时，深圳已经推行建筑工程招投标，引入了竞争机制。而基建工程兵历来是干指令性工程，缺乏竞争意识，对市场不太适应，所以接工程很困难。有的人因开工不足，生活发生困难。工程招投标开始实行时，市政府还允许300万元以下的工程可以议标。为了扶持基建工程兵，市政府调一些工程建设项目给他们干，以解燃眉之急。

　　梁书记特别强调说，对基建工程兵要扶上马再送一程，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推向市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把一个完全不懂游泳的人一下子推向大海，会被淹死的。我们起码要抛给他们一个充气泡沫。”

　　舒成友也为基建工程兵争取了一些项目，比如，将二线千米公路拨给他们修建，接着又把罗湖联检大楼、皇岗口岸、文锦渡口岸等工程中的一部分交由基建工程兵承担。市政府为进一步扶助基建工程兵渡过难关，决定给基建工程兵5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又划拨了150万平方米的土地给他们开发建设。

　　1985年中央“压基建”，给深圳市委领导巨大的压力，一度也将基建工程兵推入始料不及的生存困境。11月29日，市委常委会讨论解决基建工程兵遇到的困难。周鼎发言说，基建工程兵遇到的困难本质是工作任务的减少。

　　▲30多年前，八卦岭还是一片荒山。装备了重型机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在“七通一平”施工中大显身手。摄影：杨洪祥

　　当然，一段时间后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变好了。一度“呛了海水”的基建工程兵，不仅很快学会了游泳，还在行业里带头进行多项改革，成了“排头兵”！比如说，基建工程兵转业后的公司率先在全国建筑行业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包括搞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地盘管理，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全员抵押承包制、控股公司，等等。在集中力量搞好主业的同时，基建工程兵也办起了“三来一补”工厂，帮助家属就业共渡难关。

　　基建工程兵承担早期特区建设约三分之一的施工任务。在深圳铺路、架桥、清淤、排洪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而繁重的工作，为特区“七通一平”等基本的建设的顺利完成做出了贡献，成为深圳市建筑施工的生力军。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基建工程兵遇到始料不及的生存困难时，不止一家媒体用饱含悲情的笔触书写了基建工程兵当时的遭遇。我也亲眼看到基建工程兵没开工、领不到工资的艰难，也感受到他们克服困难、顾全大局的精神。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基建工程兵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每一名从外地来深圳的都大。

　　▲1983年 ， 深圳的早晨，天很蓝很蓝；脚下的土地很红很红，特区的早晨亮的很早很早；但建设深圳的人起得更早。周顺斌摄

　　但是，基建工程兵当时的处境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深圳的各级领导一直尽自己最大努力扭转这种局面。深圳市的领导多次召开解决基建工程兵困难的会议，到基建工程兵基地了解情况，在工作和生活上对基建工程兵无微不至关怀。那一切的一切，不仅记录在我的工作笔记里，还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