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正月初六，星期六。虽说春节已过，但是北京城里，还有不少单位的大门口，依然张灯结彩，从一些胡同街角，还不时传出零星爆竹声响。为了进一步学习关于体制改革的讲话，研究部队当前的情况，我召集在京的铁道兵领导、顾问开会。上午九点，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谈到节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有的听地方来拜年的说，铁道兵要与军委脱钩，要脱军装;有的听下面部队反映，说要与基建工程兵合并;有的听总部机关和兄弟军兵种的说，铁道兵这次恐怕保不住……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似乎是一致的:铁道兵不外乎转、撤、并。但是，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道听途说。因此，我带着一种不相信的口吻对大家说，不要瞎传，要安心工作，稳定部队，不要轻信小道消息。体制变动这么大的事，如果真变，总会给我们一二把手打个招呼嘛!我们肯定要按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办，不能风吹草动就瞎起哄。但是大家反映的问题，说的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也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虑。

  第二天，我前往住地。我到他那里时，正遇上他送一位客人出来。当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直截了当的问他:“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总参谋长若有所思，略顿片刻，点了点头说:“是的。”

  听完他讲的情况后，我内心很不平静。这种不平静，一方面是由于部队要集体转业脱军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一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掌握的情况，居然没有小道消息准确。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竟无密可保，无事不传，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且又快又准，致使工作十分被动。而且我发现，那些被人称为“出口转内销”的消息，都不是一般人能杜撰的。

  二月一日上午，我们召开常委会，继续一月三十日会议的议程。当时，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确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呢?告诉，但是上级并没有正式通知，具体要求也不知道。不告诉，看见这么多高级干部坐在这里被“小道消息”搅得不安宁，心里实在难受。们发言时，我不时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直到会议快结束时，我才决定，不全透，透一点。于是我在小结发言时说:“有的话我也不敢讲，因为还没有找我们谈，但是我知道。”我讲这句话时，正在专心记录的蓝庭辉副司令员抬起头，凝视着我。好几位面面相觑。看得出来，大家听出我话中的意思了。

  连续两天，我一直陷入沉思。摆在面前的问题，绝不是个人下一步怎么安排的问题。一九八O年十二月，我就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了报告，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担当重任。一年来，我多次询问，答复只是一个:中央有统筹考虑。个人问题很简单，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但是一个二十余万人的兵种，怎样稳定?怎样保证在大变革中圆满完成任务?面对这些间题，我考虑应当把情况抖给常委们，集中大家的智慧。先从稳定我们这“一班人”做起。

  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上午，我们再次召开常委会，除吕正操政委在外地休息以外，有铁道兵党委常委委员及其他领导十五人参加。会议一开始，我就对大家说:“小平最近已经拍板，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与军队脱钩，脱军装，基建工程兵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尽管大家早已从别的渠道知道这个消息了。但是，这一次毕竟是第一次正式确认，所以大家仍然感到震惊，会议出现了短短的一阵静默。这种静默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我说了一句:“今天主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便结束了发言。可以看得出，在座的每个人都在思索、体会。接着，们一个一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偶尔有相互低头耳语，但整个会场气氛出人意料的平静。

  会议开了一整天。常委和其他领导都发了言。们都很冷静。一位副政委说这是自讨论体制改革以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会议决定了三条:第一条，我们个人的安排，是党考虑的事情，我们无条件服从组织，叫干叫退，都不讲二话。第二条，铁道兵的体制问题，只要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了，我们就坚决执行。要切实落实小平关于体制改革的指示精神，当前，要一如既往的抓好稳定部队的工作，抓好施工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兖石线、引滦入津工程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绝不能有丝毫放松。第三条，建议司令员、政委集中常委“一班人”和铁道兵大多数的意见，就铁道兵体制改革问题向军委邓主席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对于这第三条，我感到有些为难。战争年代，我长期在、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清楚，小平有一个特点，考虑问题时，总是要深思熟虑，洞观幽微，一旦下了决心，则绝不动摇。所以我想，小平既然已经拍板，那就说明他已对这个问题胸有成竹，下了决心。汇报不汇报，出处不会太大。但是从一级组织来看，在服从上级的前提下，有什么看法，就应光明正大提出来，这不仅在党的纪律上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下级向上级负责的表现。从这点上讲，们也没有错。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六日，我接到通知，明天张震副总参谋长约我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铁道兵体制变动问题。我建议请吕正操、旷伏兆两位政委也参加。第二天上午，张震副总长代表军委、总部向我们传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我们汇报了铁道兵党委常委讨论的意见，并将以司令员、政委名义写给邓主席的报告，交他转呈。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军委秘书长召集我和两位政委以及铁道部刘建章、刘林祥开会，传达了的指示。尚昆说，撤销铁道兵建制，已经决定了。铁道兵脱离军委，脱军装，合到铁道部。我们把你们的意见向军委邓主席作了汇报。说到要求保留铁道兵时，邓主席说，撤销铁道兵已经定了，这没有二话可讲。当汇报到打起仗来还需要铁道兵时，邓主席说，打起仗来，铁道部都是铁道兵。当汇报到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都是自负盈亏，不增加国家负担时，邓主席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实行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为了做好交接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交接工作领导小组，由吕正操、陈再道、旷伏兆、刘建章、陈璞如、邓存伦、何正文、朱云谦、范子瑜组成，吕正操为组长，陈再道、刘建章为副组长。”铁道兵、铁道部也分别组成了交接工作班子。铁道兵移交工作班子由蓝庭辉、李际祥、尚志功、席华亭、雷铁鸣等五组成。从此，铁道兵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便转入部署实施并入的阶段。

  一九八二年五月，铁道兵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研究部署并入的具体事宜。会议中，各单位领导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如定点落户、福利待遇、干部安置、战备任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此时的铁道兵，沉浸在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之中。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火热沸腾的工地，指战员们总是以人民子弟兵的光荣自豪感激励自己献身祖国献身人民。部队在八一军旗下发展壮大，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中品尝胜利的欢悦。指战员们热爱军队，他们的躯体里流淌着军人的热血。现在，他们就要告别军旗，摘下鲜红的领章帽徽，脱下那身使他们甘愿赴汤蹈火的绿军装，他们心里那种深深的失落感，那种难以驱除的沉重感，是不难理解的。我曾收到许多指战员的来信，要求保留铁道兵，有的甚至质问和责骂我们铁道兵领导。铁道兵工程学院一些新入校的本科生，集体来信，要求保留军籍。他们中许多人，高考分数线足以被清华、北大录取，但是他们毅然选择了铁道兵工程学院，因为他们渴望成为志在四方、光荣豪迈的铁道兵战士。

  在铁道兵机关，不知谁拿出了题写的“铁道兵”三个字的巨幅手迹，摆在礼堂门前，一批批干部战士拥到这里，摄下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纪念照。

  但是另一方面，广大指战员又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他们没有沉溺在伤感之中。此时此刻，在作为军人的最后岁月里，铁道兵部队再一次体现出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忘我牺牲的优良作风。从机关到部队，从兵党委常委“一班人”到新入伍的年轻战士，都在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们用行动表明，铁道兵不愧是一支久经考验、觉悟高、素质好的英雄部队。它有着充满功勋的历史，也有着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锐意进取，一往无前的今天。

  在面临脱军装的时刻，部队正担负着十一条铁路线及其它一些项目的繁重施工任务。指战员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默默书写着铁道兵历史上的最后一页。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我随同视察引滦入津工程。在工地上，八师领导给我谈起了部队在施工中所涌现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引滦入津的关键工程是长达九干六百九十米的穿山引水隧洞。铁道兵八师及十一师五十二团担负了其中七千二百一十米的开掘任务。一九八二年三月，部队开进工地，正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候，不久，并入的正式决定便下达了。但是部队上上下下立誓要打出铁道兵的威风，为军旗增添新的光辉。“老虎团”(八师四十团)团长解少文，高烧三十九度，烧了一个月，他在掌子面上和战士们一块儿干了一个月。这个团三营营长陈正金，身患五种风湿性疾病，可他每天带领部队沿着十二号竖井的五百一十七级台阶，走向大山深处的掌子面。走一趟，等于爬一次三十层的楼房，他每天要上下四趟，最多时上下十七趟，他忍着病痛，始终如一，不到一年，体重掉了二十五斤，近一米八的个子，只剩一百零五斤。后来，他病倒在工地。他的妻子，随军家属何正桂又戴上安全帽，扛着施工工具，走进了施工队伍的行列，走下了五百一十七级台阶，走过了曾经一个月塌方六十二次的十二号竖井，为引滦入津流下了辛勤的汗水，也留下了一位铁道兵妻子对祖国人民的深情挚爱。

  为了使天津人民早日用上清凉甘甜的滦河水，许多战士推迟婚期。工地上曾广为流传着一个“没有新娘的婚礼”的佳话。战士许冠群婚期一推再推，为了参加引滦毛程施工，他又一次放弃了休假结婚。可是家里的亲人们都盼着他早日完婚，因为按照当地习俗，他不结婚，下面的妹妹也不能结婚。可婆家又急得厉害，怎么办?他和未婚妻商定，分两地如期举行婚礼。

  那天晚上，在引滦工地，指战员们簇拥着新郎，新郎向着南方举杯，向新娘献上一位铁道兵战士赤诚火热的心。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娘在亲人邻友的陪伴下，在同一时刻面对当空皓月，朝北深深的鞠躬，遥祝自己的爱人在引滦工地为人民造福立功。是夜，“婚礼”一结束，新郎便穿上工作服，踏着皑皑白雪，走上工地，走进了千米深的“洞房”。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铁道兵指战员，一如既往的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一个心眼想着要为祖国人民贡献得多些多些再多些。对于他们来说，军装可以脱下，但是火红的八一军旗在心中永远不会降落。历史，使他们有机会再一次展示自己无私的精神境界。

  当我离开工地时，指战员们在引水隧洞出口处送我。我们依依惜别。我心里很清楚，或许，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和这些穿着军装的小伙子们在一起了。汽车发动了，大家向我致军礼，我发现，有几位手上还缠着绷带。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顾汽车已经开动，打开车门，向这些无愧于我们人民军队的英雄战士们举手敬礼!

  在并入的最后阶段，机关、部队始终保持稳定口部队的资金财产没有受到严重损失。滥分财物，随意提职提级等现象也没有发生。一九八二年底，兵党委经研究一致通过决定提拔或调整职务的二百余名机关干部，都是为了适应并入工作需要和职务确实偏低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党委所规定的调整条件大大严于全军统一的标准范围。各项工程任务都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铁道兵领导机关的稳定，铁道兵部队所做出的工作成绩，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兄弟部队和地方人民群众的称赞。铁道兵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可以问心无愧的向党报告，向祖国人民报告:我们经受住了改革的考验，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即一九八二年三十五号文件。《决定》首先肯定了铁道兵组建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重大贡献。《决定》指出:“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为集中统一领导铁路建设施工力量，加速我国铁路建设，党中央决定将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等并入铁道部。”

  为了搞好并入移交工作，根据国务院、和三总部的指示，分别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是铁道兵指挥部(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改名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铁道兵承担的全部施工任务和办理移交工作。指挥部指挥由原铁道兵司令部参谋长尚志功担任，原铁道兵副政委李际祥任指挥部政委，王功、姜培敏、刘毓珊等任副指挥，刘秉顺为政治部主任。另一个班子是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由原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彭海贵，原副政委郭延林以及梁其舟、孙兴发等组成，郭维城任组长，彭海贵。郭延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负责处理铁道兵的善后工作和遗留问题。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两个班子正式运作。至此，铁道兵党委、机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所有移交并入铁道部的机关、部队和院校，都脱下了军装，降下了军旗。铁道兵指挥部正式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各师均改为铁道部工程局。铁道兵长期积累的近三十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绝大部分也随部队一并移交。铁道兵善后领导小组在妥善安置了二一千五百余名离退休干部，处理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整理编撰了大量铁道兵史料之后，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底撤销。铁道兵撤销时，我正在外地，未能与铁道兵的们共度这一特殊的日子。据反映，许多部队举行了告别军旗仪式。当军旗徐徐降落时，指战员们泣不成声，以致驻地附近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也被感动得落泪。

  一九八五年，我军战略指导思想实行历史陕转变后，有更多的部队积极投入了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的部队还参加了铁路修建施工，参加了铁路交通重大事故的抢修抢险工作。军队还开始研究讨论有偿参加地方建设的问题。我相信，铁道兵的经验和特点将会对军队参加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

  铁道兵，作为一个兵种，只能在我军军战史中找到了，但是作为一个战斗集体，它还存在。我欣喜地看到，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雄风不减，贡献突出。铁道兵，它的功勋，它的精神，与祖国的高山大河同在，与我们光荣的八一军旗同在!

  我内心很不平静。这种不平静，一方面是因为部队要集体转业脱军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一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掌握的情况，居然没有小道消息准确。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我们竟无密可保，无事不传，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且又快又准，致使工作十分被动。而且我发现，那些被人称为“出口转内销”的消息，都不是一般人能杜撰的。

  铁道兵，它的功勋，它的精神，与祖国的高山大河同在，与我们光荣的八一军旗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