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黄昏,残阳如血,青草萋萋。一块笔直的墓碑孤独地竖在夕阳笼罩的荒原上,上面镌刻着英雄的名字。一共有54位。

  这些名字我有的陌生,有的熟悉。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青藏铁路的建设,当年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荒原之上。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是铁道兵七师的战士;他们死的时候,格尔木还不曾有一座烈士陵园,战友们就在铁路旁的高岗上掩埋了他们,用坚硬的木料竖起一块碑,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在荒原沉睡的20多年里，不曾有故乡的亲人来过身边,伴随他们的只有沙尘和漠风。

  当格尔木建起了烈士陵园后,早已脱下军装的中铁十七局领导决定,将牺牲在青藏线上的战友的尸骨移迁到格尔木烈士陵园。漂泊的灵魂又一次向组织报到来了,黄泉之下他们又有了一个家。54个人,按铁道兵的编制,是整整一个加强排啊!

  修建青藏铁路,铁七师仅仅是牺牲这54人吗?青藏铁路留下的话题很多、很多,回首那创业的岁月,我至今也不能分清,在那八年的生命过程中,有多少是属于理性的思考和激情的驱动,有多少是属于对命运的关注和事业的追求,多少又属于神圣的职责和战士的义务。多少铁道兵战士在这片荒原上经历了身不由己的对生与死的放逐……

  修建过青藏线的铁道兵,或许都修过其他的铁路线,但是若干年后,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骄傲地说:“我修过青藏线。”青藏线成为他们人生的亮点,成为他们追求理想的目标值。建国初期的一批的老兵们嘴上总挂着句口头禅:“抗过美,援过朝,唐古拉山抛过锚。”这不仅是一种经历,更重要的是一种资本，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修建青藏线,和“唐古拉山抛过锚”是一样的,艰苦的生活浓缩了铁路建设者完整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千金难买,终身难忘,以至于永远陶醉其中,沉浸于其“乐”。

  修建青藏铁路,是几代铁道兵的愿望。50年代初,当王震将军走向受命于主席时,作为第一任铁道兵司令员,他向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即便是牺牲,也要把骨头埋在喜马拉雅山上。1974年7月30日,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吕正操将军获得解放,他走进向表示决心,也是要把铁路修上唐古拉山,修到,在雅鲁藏布江畔去唱铁道兵的战歌。

  吕正操的复出,应该说正逢其时。在早些时候,也就是1973年底,在书房会见了来自喜马拉雅山那边的客人--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为了加强中尼边境的贸易、加强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意铁路进藏,并从修到中尼边境。于是,1974、1975年,铁道兵七师和十师开赴青藏高原,在哈尔盖至格尔木的近700公里的大漠戈壁上摆开了战场。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穿越哈尔盖草原,柴达木盆地和察尔汗盐湖,全线米以上,最高海拔的关角隧道近3800米，每年冰冻期为250天,年平均气温摄氏零度以下,最冷气温零下30 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沿线大部分地区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修建一条钢铁大道谈何容易啊。

  人们不会忘记,1951年,为了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和支援入藏的十八军的军粮问题,人民从后来的青藏公路方向进藏,他们从西北四省区采购了三万多峰骆驼,但是,当一个庞大的骆队踏上进藏之路时,骆驼一峰一峰地倒在地上,就像推倒了一堵又一堵的土墙。沿途地势高寒,空气稀薄,雪灾严重,人和牲口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穿越这条世界上最高的长途运输线,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大规模的死亡。死亡改变不了人进藏的行动,就是在这条路上,不管死多少,不管怎么死,也要走。走通了,我们就有西藏,走不通,我们就没有西藏。他们走了4个月,总算到了,骆驼竟死掉了三分之二。白花花的驼骨成为通向的最醒目的路标,使后人不再迷失方向。应该说,那是挺进西藏的最悲壮的一次挺进。骆驼是人类的公仆,是沙漠之舟,是生命的山岗,骆驼都难以坚持的高原上,铁道兵能坚持下来吗?

  铁道兵,是用特别的材料制成的铁军,他有一种“钢结构”的精神,即便是死了,白花花的骨头也是一堆堆不锈的钢铁。他们上了青藏高原,在那里站住了,住下了,扎根了,一干就是8年。

  在青藏高原修建铁路,非同寻常。这是一种意志的拼搏,一种勇气的释放,一种精神的展示。在每一位铁道兵战士身上,都体现了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老青藏精神。应该说,铁七师和铁十师的广大指战员,为了青藏铁路,生命都被打了折,他们最美好的青春不是留在了花前月下,而是听命于党的号令,把青春留给了荒原、昆仑……我在青海生活了整整7年,我不止一次问那些与我生死与共的战友:“到青藏高原修铁路,到底来寻找什么?”

  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寻找人生的价值。”他们还说:“在另外的地方创业用的是力量,而在青藏高原,用的则是生命。”青藏高原给了他们一个检验自己人格和勇气的机会。昆仑,渗进了他们的人生。这是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因此,在他们流淌的血液里涌进了坚毅和不屈不悔。

  在高原修路,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四个字:高、寒、风、旱。铁路所经地区,大部分在海拔3000米以上,比东岳泰山还要高出一倍，由于缺氧,机械在这里作业,功率要降低25%至30%。人到这里，高原反应强烈,头痛、胸闷,气短,呼吸都格外艰难。青藏高原的冬季格外漫长,一天分四季,有些地方终年脱不下棉衣。风沙之大，也为别的地方所罕见,八级以上的大风一年要刮100天,有人形容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最大的风可以把几百只的羊群一股脑地刮到青海湖里。1979 年夏天,格尔木刮起一次50年不遇的大风,下午四点,风刮得竟伸手不见五指,被当地人称为是“罕见的黑风”,格尔木所有烟囱竟被刮倒了三分之二。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有400公里的无人区,全年雨水蒸发量要比降雨量多几十倍。人们留下这样的话:“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

  由于是瀚海,指战员饮水成为大问题,战士们喝的每一碗水，都要从几百里外拉来,他们算了一笔账,一斤汽油才能换回十斤淡水。因此水的价值在战士们眼中改变了。为了节约用水，一盆水早晨洗了脸,留下晚上再洗脚,洗脚水澄清后再洗衣服,洗过衣服再打煤砖。

  七师三十三团,选择了一个叫泉吉峡的地方安下了团部,因为那里有一口泉水。那时,他们只知道临水而居是一种福气,而并不知道,福中孕育着生命之祸,由于水中的各项指标全部超标,饮用了几年之后,许多人都得了莫名其妙的病。离开高原之后,这个团就有十多人因患癌症死去。后来,被誉为“南昆铁人”的马鸿臣，那时是这个团的一名工程师。当他在南昆铁路建设时患了癌症之后,被送到上海的一家著名医院。医院的专家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喝了不干净的水,才导致癌症的发生。”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那都是修青藏线时,泉吉峡的泉水惹的祸。

  1975年4月5日,关角隧道发生大塌方,一次埋进127人。洞内有不少是刚入伍的新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塌方,有的哭,有的喊。连长一声断喝:“谁要再哭、再喊,就处分谁,是党员的开除党籍……”顿时,黑暗的隧道里一片死寂。连长说话了:“们,这里海拔3700多米,缺氧严重,再加上隧道塌方,堵住了出口,缺氧就严重,你们再哭、再喊,不是等于自杀吗?我们要把说话的力气用到抢险自救上,活着出去,我们还能修青藏线,如果是死了,我们只可以是‘修葬青线’了。”他的话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在外面的积极配合下，他们终于自救突围成功。

  三十三团二十连有一位班长,到团部办事途中,遇到沙尘暴，使他迷失了方向。他失踪了八天,部队寻找他八天,最后终于在锡铁山附近找到了他。他已经死了,嘴里含着一把骆驼草,身边的沙丘上,用手指写了一行字:“把青春献给青藏线,无怨无悔。”

  高原的艰苦是很难来想象的。三十三团七连,处在连湖边上,一个连队在沟壑纵横的荒原上,小得就像一张扑克牌,那里远离营部和团部,有的战士入伍三四年,连团机关都没有去过。有一年,老兵要退伍了,一个四川籍的老兵,非要打电话给团长不可。电话终于打通了,他哭着问团长:“能不能在离开部队之前,见上团长一面,当兵三年,团长都没见过,到了家乡不好向父母交待,不好向乡亲们交待。”团长也哭了,他没有更多地安慰这位战士,而是第二天,坐上越野吉普,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七连,和退伍战士们一道饮酒、唱歌,共度了一个不眠之夜。

  原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党委书记孙有礼,在修建青藏铁路时，任三十三团团政委,他的儿子孙盛,从小和他一道去了高原,到孩子长到8岁的时候,不知道鸭子长腿还是不长腿,荒原大漠,不单单是对人们视线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对人们见识的封锁。还有许多指战员的孩子,是在高原出生的,孩子们只吃过苹果,没见过树木。下山时,到了西宁,见到杨树,大吵大闹要上树摘苹果,见到槐树,也大吵大闹要上树摘苹果。他们只知道苹果生长在树上,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许许多多的树木。

  高原的色彩是单调的,除了黄色,还是黄色。一位来自大柴旦的邮电职工,叫卢代宽,他从大柴旦移来了三株白杨,栽在七师三十三团邮电所门前,一年、两年,小树长大了。一位走了几百里路来团部办事的湖南小伙,见到树木,格外惊喜,他跑上去,抚摸着树干,望着树叶上绽芽的嫩绿,听着风吹着树叶哗啦啦的声音，竟抱着树干哭了起来。

  高原是雄性的,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女人成为一种稀有动物。七师卫生队有位叫张淑敏的女军医,一次过元旦,到了三十三团的三营和战士们一起过节。晚会上,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女人万岁”,而后,会场上响起一片“女人万岁”的狂呼声。指导员指挥唱歌:“我爱领章红,日夜放光辉;我爱军装绿,染得山河翠预备唱,想不到,战士们竟改了歌词:“我爱张淑敏,我爱张淑敏……”指导员没有很好的方法,走到这位女军医面前,敬了一个军礼:“请理解战士们,这是他们对你的赞叹和祝福。这是一种高原最圣洁的感情。”

  高原的生活和高原的色彩一样单调。战士们一年中有半年是吃干菜度过的。有一次,铁道兵司令员、中将吴克华到青藏线检查工作,他提出要到清水河铁路科学实验段去看看,七师师长朱章明给在清水河值勤的三十一团十一连指导员李益德打电话:“司令员年龄大了,身体不好,第一次上到海拔4700米的地方，一定要安排好司令员的生活。”

  谁知到了清水河,中午吃饭时,除了干菜还是干菜,惟一的一份菜还是干菜,还是用鸡蛋粉炒的鸡蛋。朱章明大发雷霆:认为李益德为七师丢了脸,将了司令员的军,非要撤掉他这个指导员不可。李益德很委屈,他对朱章明说:“司令员能来这里,我们全连指战员都高兴得一夜没睡觉,为了把最好的菜留给司令员,我们几天都没吃菜了,把菜省了下来……”吴克华知道此情后,把全连指战员集合起来,他摘下军帽,向战斗在清水河的铁道兵战士深深地三鞠躬。吴克华说:“是我这个司令员没当好,让们受委屈了。”他还说:“建设青藏铁路,没有一流的后勤保障是绝对不行，否则,士兵们将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铁道兵经过近8年的奋斗,一条高原铁路终于从哈尔盖,经柴达木,直逼昆仑山下。铁道兵的丰功伟绩如钢铁一般被铆进洪荒的高原上。但是,由于国力不支,由于青藏高原的永久性冻土层克服不了,向西挺进的铁路在格尔木南面的南山口戛然而止,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像一棵折断的消息树,湮没在莽莽昆仑之中。

  青藏线与铁道兵有一种割不断的情结,1959年,铁道兵第一次上高原修青藏铁路,当国家宣布青藏铁路下马时,坚持修路的铁道兵部队是一边吃“地老鼠”,一边撤离高原的;第二次干了8年，修到了格尔木,铁路再次下马,许多老铁们想不通,难道为西民修一条铁路,非要等到“昆仑头白,瀚海潮生”不可?

  铁七师政治部有位宣传干事,听说青藏铁路下马了,不哼不哈,搭乘总后汽车团的汽车跑了一趟。回来后,领导批评他:“谁借你的胆,敢朝跑?”他回答:“是理想给我的胆,当铁道兵口口声声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结果修了8年的铁路,没去过西藏,没到过,将来对儿孙都不好交待。”出于他那一腔火热的青藏情,组织上免予对他的处分。

  不知是为了做铁道兵的思想工作,还是有其他的意图,正当大家想不通的时候,肖华将军来了,铁七师的领导把他带到南山口，对这条断了头的铁路发出连声的感叹,他们指着昆仑山,告诉将军:“青藏铁路下马,是由于那里的高原冻土克服不了。”将军是经过万里长征的,深知打仗和建设的关系,他说:“当一个山头攻不下来,非要坚持强攻,那么损失可就大了,科学有一个研究过程，建设也需要时机。”将军走的时候,为铁七师留诗一首:“戈壁汽笛鸣,新城草如茵,昆仑虽高峻,岂挡筑路人。”他安慰铁七师的士兵,青藏铁路一定会再次上马,南山口不是终点,而是新决战的起点。

  吕正操将军来到南山口,遥望昆仑山沉默许久。在七师的小礼堂开座谈会时,他说得很多。他说:“当初,青藏铁路上马时,我全力支持,而且我向毛主席表了态,一定要把铁路修到西藏去。后来,又是我和铁道部部长段君毅、陈再道司令员联名向中央写的报告,要求停止青藏铁路的建设。原因是,我们的国力达不到,科学技术水平达不到。们可以想想,在一期建设中,都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如果修建格尔木到的铁路,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期是在3000 多米的高度上搞建设,再搞,就要在4500米至5000米的高度上搞建设,3000米和5000米比较,不单单是一个高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生与死的概念。当然,如果说克服某一项难题,需要华罗庚,我也能把他请来,但是要看到克服500多公里的高原冻土,这不是哪一个科学家能完成的,需要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努力。”将军说,铁道兵的这种创业激情很可贵,但是作为科学家来说,讲究的不是激情,而是科学。将军说,科学总有一个研究过程，没有研究,没有实验,匆匆上马修一条铁路,之后病害成灾,对中央,对西民更不好交待。他说,革命事业不会有半截子革命，我相信将来有一天进藏铁路会重新上马。

  历史的日历当翻过几页之后,再回味将军的话,觉得他的话是理性的,也是深刻的。那时,还没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若是那时,凭着一种激情决战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的话,那么一公里最少会躺下2名战士。

  青藏铁路下马了,但是铁道兵的事业没结束,铁道兵的理想没有破灭,青藏铁路亦如远古的高原一样,深深地呼唤着他们……

  一年、两年过去了,整整十八年过去了,中央苏区,盼望长征的红军归来,盼了十五年,盼回了红军;青藏高原盼修路的铁军,整整盼了十八年,又盼回了修路的铁军……

  2000年11月,对青藏铁路做出重要批示,他指出:“修青藏铁路是十分必要的,对发展交通、旅游,促进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2001年2月8日,在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上,总理深情地说:“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总实力明显地增强,已具有修建青藏铁路的经济实力。通过多年不间断的科学研究和工程试验,对高原冻土地区筑路技术问题也提出了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几个建设方案综合比选中,青藏铁路方案比较有利,投资少,工期短,地形较为平坦。修建青藏铁路的时机已成熟,条件基本具备,可以批准立项。”

  再之后,已经脱下军装的铁道兵再次跃马昆仑。从50年代末一上青藏高原,到2001年三上高原,历时整整43年。一条铁路，三代铁道兵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铁道兵依然是铁道兵,青藏铁路十大尖端性的工程他们攻下了六项;风火山、唐古拉山这些生命禁区的工程全部由铁道兵承担。

  2002年6月,副主席来到昆仑山下,来到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对脱下军装整整十八年的铁道兵,还一口一个“铁道兵”喊着,喊得令人心热泪流。说:“我今年再过几天就是74岁了,我一直想着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坐着自己的火车到去。今天,看到青藏线的机械在施工,看到大家勤劳勇敢的精神,我觉得充满了信心,好像又看到了我们当年的铁道兵,又看到了铁道兵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贡献的优秀品质。”

  说:“我参加了5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在那里打了3年的仗。当时的人民志愿军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那时我们铁道兵里有一个杨连第,我很熟悉。他和他的战友们修筑了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边打仗边修路,白天铁路被炸坏,晚上就立即修好,这就让美国人,让杜勒斯感到奇怪,为什么那铁路线就是打不垮、炸不断呢?从这里我们正真看到了中国人的勇敢和气魄。我衷心祝愿们再接再厉,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对们的希望,尽快把铁路修到,让世界上那些反对我们祖国的人,让那些敌对分子,分子、东突分子和那些整天挖空心思要分化、西化我们祖国的人瞪大眼睛看看,我们肯定能战胜一切困难、一定能克服千辛万苦,一定能把铁路修到。”

  是的,打不烂、拖不垮是铁道兵这支队伍的特质。青藏铁路从开始修建到最后建成,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半个世纪,与铁道兵三次交手,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修建青藏铁路的历史重任,必然由铁道兵来承担,主角必然是由铁道兵来扮演。漫长的青藏线,不了的铁兵情,那是一部壮剧,一部史诗,一首唱不尽的歌……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