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起，王恩茂重返新疆工作，任自治区党委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

　　由于当时苏联的威胁依然存在，乌鲁木齐备战和军事训练任务相当繁重，还得兼顾整党工作，可谓是千头万绪。

　　而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主要精力得放在自治区日常工作上，不可能花太多时间操心乌鲁木齐军区的事情。

　　从维护我国西北边疆安宁的情况考虑，中央决定给乌鲁木齐军区配备一个政委（当时司令员是珍宝岛指挥者肖全夫少将），特地征询王震对人选意见。

　　为何征询王震意见呢？大家都知道，王震虽然只在新疆工作5年，可却拥有巨大威望，1978年后曾8次赴疆视察，为边疆维稳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震所说的“红小鬼”，就是15岁参加红军、现任军委基建工程兵司令员的谭善和少将。

　　发源于罗霄山脉的洮水与沔水，穿越千山万壑，在茶陵县境内合流后汇入涨水。两水汇合处切割成一块三角形的土地——中洲。

　　1915年，谭善和就出生于茶陵中洲一个贫农家庭。父亲谭宝云租种了地主谭寿德的几亩田，农忙时作田，农闲时就给木材商放木排。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五岁的谭善和，人没禾担高，就开始跟着哥哥谭和仔到离村五里多的婆婆坳砍柴了。

　　谭宝云毕竟也走街过府十几年，见过世面，下定决心让儿子成为读书人，他每次去长沙，都要跑到笔墨铺，为谭善和买回了笔墨纸砚。

　　就这样，每天天没亮，谭善和就和哥哥谭和仔上山砍柴。砍完柴回来，上午下午哥哥到自家田地里做农活，他就蹦蹦跳跳地去隔河的祠堂湾里“敕伦堂”中上私塾。

　　五年后，私塾因经济困难解散，谭善和就失了学。不过这段私塾经历，也给他后来成为红军里少有得“文化人”。

　　1929年初，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委员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带领红四军下山，让红五军和王佐部队守山。

　　不久，井冈山失陷。赣西各县零散武装退往九陇山，九陇山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开始凸显。

　　1930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后，由、朱德率领来到醴陵。湘东特委在醴陵召开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建议将在湘东和赣西打游击的革命武装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半地方性的正规红军部队，以保卫和发展湘东和赣西苏区的红色政权，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特委根据的意见做出决定：迅速集中各县游击队和赤卫队，组建湘东独立师。王震成了最初的组建人。

　　1930年10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在湘赣边界的萍乡大安里大江边村正式成立。

　　三团有400多人，200多支枪，加上以浏阳游击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为主组成的第一团，全师总共有800人、400多支枪。

　　一年后，谭善和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并被任命为排长。

　　1933年6月初，临时中央派任弼时赴永新，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

　　中旬，红八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改编为红十七师，并同由湘赣根据地调来的由原红十八军缩编的红十八师和红十六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

　　能担任特派员，这让谭善和既高兴又感到肩上责任的沉重，因为他对特派员的工作有较多了解。

　　特派员在保卫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保卫局工作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是员。

　　这些都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忠于党，忠于人民。担任特派员，这是党对自己的充分信任，也是对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工作的最好肯定。

　　作为保卫局特派员，尽管谭善和有党交给的特殊工作任务，但因为是在战争时期，他从不脱离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比普通战士和红军指战员作战更勇敢，更能浴血杀敌。

　　谭善和清醒地认识到这既是军事工作的需要，又是提高保卫工作人员的威信、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的需要。

　　无论是胜仗还是败仗，险战还是恶战，作为保卫局工作人员的特派员和工作网员，谭善和总是服从指挥，积极参加，因而赢得了部队各级首长的赞许和信任。

　　他不仅主动支持和协助保卫干部工作，而且每次大仗之前，他都会给部队讲话，作动员宣传工作。他曾担任过宣传员，这方面他又积累了许多经验。

　　他的动员报告，总是深入浅出，结合生活实际，将抽象的革命道理和深奥的军事理论转化为准确生动的事例。

　　当时许多战士是文盲或是粗识几个字，他们听不懂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抽象理论，厌恶地称他们为“喝洋墨水”的人，谭善和的幽默生动的话却很受他们的欢迎。

　　在战争环境里，保卫局担负着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任务。但是，在当时许多指战员对保卫局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以为保卫工作人员只是抓人杀人的。

　　1934年7月23日，中央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向湘南转移，作为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红六军团行军序列为：前卫由李达率十七师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团，谭善和所在的四十九团由李达指挥。

　　中间是军团部、通讯连、侦察连、红校及十八师五十三团，后卫是十八师直属部及五十二团。

　　10月7日，当他们行至贵州余庆县西南(石阡县甘溪)一带，突然与桂系军阀廖磊部遭遇，先头部队被敌人冲断。

　　李达和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的两个团部及机枪连一共400余人，同军团首长失去了联系。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达考虑应该首先找到贺龙率领的部队，然后迅速回头支援红六军团主力。

　　于是，李达对谭善和与五十一团的樊晓舟营长说：“你们快把两个团撤下的人组织起来，咱们马上突围转移，去找贺龙的部队。”

　　李达就把这400余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先遣支队，番号就叫红六军团先遣特务营，由樊晓舟担任营长，谭善和仍为特派员兼政委，按照预定方向，飞奔前进。

　　接受特殊使命的谭善和，在李达参谋长的指挥下，沉着冷静，精心组织作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与伏击，到了甘溪镇以西的杜脑山。

　　一日，在这里的一个乡间邮站，发现了几份报纸，报上说在梵净山地区，有贺龙匪部云云。

　　谭善和根据这一线索，一面和部队周旋作战，一面向梵净山进发寻觅。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辗转，由德旺绕道进入梵净山西侧。

　　梵净山区是贵州最大的森林区，满山的茶树、松树、柏树，翠绿茂密、遮天蔽日。深山密林中，辨不清方向。

　　作为指挥员的谭善和，不仅沉着机智，指挥果断，而且能以身作则，团结，使全体官兵信心十足，充满必胜的信念。

　　谭善和背得比其他多，搞到一点食物，总是先给伤病员和其他，轮到最后才是他。

　　贵州东部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的宣传，以及遭到的残酷，当地人并不了解红军。

　　一见到谭善和他们的队伍到达，当地山民就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了。即使偶尔碰到一两个山民，他们总是一问三不知。

　　后来，谭善和发挥了他做宣传工作的特长，要求战士们宣传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目标是建立工农的政权。

　　在行军路上，请山民带路都要给钱。这样就消除了山民们的恐惧心理。对红军有了好感，敢于同红军接近了。

　　到了甘龙口附近，谭善和听当地老百姓说，这一带有一支“神兵”。出没无常，劫富济贫，对老百姓很好。

　　他马上将情况汇报给李达，李达又详细地询问了一些情况。从这些蛛丝马迹判断，这很可能就是贺龙率领的队伍。

　　10月15日，他们又进一步打听到，在黔东北沿河县一个叫枫香溪的镇子附近有红军部队。于是，红军又直奔枫香溪。

　　走了大约不到半天的路程，就看到不远的一座小山上有部队活动，他们都是老百姓的打扮，而先遣队特务营穿的都是制式军装。

　　他们发现谭善和所带部队以后，误认为是军队来搜山，就做出了戒备行动。

　　李达怕发生误会，便让部队停止前进。取出随身带的纸笔，简单地写了封信给贺龙。大意是：

　　“我们是六军团奉命令，前来找二军团会合的。我是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头，要和贺龙会面的”。

　　这位把信送走之后，谭善和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不一会儿工夫，就有几个人疾步向特务营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一位，30多岁年纪，身材魁梧，粗眉大眼，嘴角还留着两撇浓密的胡子。头戴礼帽，脚穿草鞋，和其他人一样，也穿着破旧的深灰色军装。

　　他满面春风，走到李达跟前时，十分高兴地朝李达伸过手来。李达迎了上去，同他紧紧地握手。

　　他说：“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贺龙。听说六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大家辛苦啦!”

　　说完，又介绍了关向应等。终于见到寻找了很久的贺龙等，大家真是喜出望外。

　　贺龙、关向应听说六军团还在同敌人战斗，非常关注，当即研究了接应六军团的办法。

　　而此时，红三军也在找红六军团。由于红三军没有电台，红六军团和红三军的号谱又不统一，所以，双方急切地寻找对方，却始终无法取得联系。

　　有时，两支队伍甚至已靠得很近，但又将对方误判为军队，于是以急行军快速脱离接触。

　　一个拼命追，一个拼命跑，途中甚至能捡到前者扔掉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找不到。

　　一个深夜，两支红军悄然靠近，黑夜中无法判断对方的来路，闪着寒光的枪口时刻处于高度警戒。

　　红六军团的军号发出“滴滴答答”的询问，红三军的号兵辨认出是红六军团的号谱，指挥员立即命令号兵用红六军团的号谱回答。

　　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经历了千辛万苦，摆脱了敌人的重围，在木黄同贺龙所率领的红三军会师。

　　谭善和终于与王震、李达两位红军领导重逢了，王震与李达百感交集，王震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谁知道你真把贺龙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

　　李达拉过谭善和说：“这个我任命的临时特派员不简单，这次寻找红三军，找到贺老总他们，这个谭善和镇定从容，临机应变，指挥得当呢!”

　　王震上前一步，紧紧握住谭善和的手，激动地说：“尽管他不到20岁，可他15岁就入伍了，当年就当上了排长呢，我还不知道他的能耐!”

　　带400人的先遣队，成功与贺龙会师，这是谭善和第一次执行这次复杂艰险的任务，王震也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名红小鬼的能力。

　　1937年10月，谭善和作为抗大二期学员毕业。中央组织部把他分配到特科工作，中央看中的是他坚强的党性和长期从事侦察保卫工作的丰富的经验。

　　他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磨了二十多天，“茶陵牛”的牛劲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他被重新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政治处组织保卫股长。

　　1938年1月底，八路军总部由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率领东进，特务团一营的一连和二连随行护送。谭善和随团部进驻山西临汾。

　　2月23日凌晨，八路军总部获悉日军苦米地旅团3000余人，从长治出发企图夺取临汾，并南过黄河进攻西安、武汉，其先头部队已占领屯留县城。

　　为使临汾的友军指挥机关及大批军用物资能够安全转移，使友军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战斗准备，阻止日军长驱直入夺取临汾，朱总司令决定阻击迟滞敌人。

　　朱总曾给附近的友军发电报要求他们赶来联合作战，但友军未能赶到，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朱德、左权英勇机智指挥部队阻击敌人。

　　2月25日，朱德、左权亲自指挥特务团一营的两个连队与日军接火。日军不知虚实，一时不敢放胆前进，战斗呈胶着状态。

　　团总支经过开会决定，由谭善和担任团政治处代理主任，与参谋长尹先炳一同带领二营和一营三连连夜赴安泽驰援。

　　尹先炳带二营四连、五连埋伏在公路南侧，谭善和带一营三连和二营六连埋伏在北侧。

　　二营是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除班长排长外，大多数新战士没有枪，每人只有两枚手榴弹。

　　面对着从未见过的日本鬼子，特务团不但装备差而且缺乏作战经验，但士气却很高涨。

　　谭善和仔细地检查了好几个地段，战士们虽说已经不停脚地走了八九十公里路，又只吃了一点干粮，却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更没有一个叫苦喊饿的。

　　下午2点左右，沿临(汾)屯(留)公路西进的日军辎重部队出现了，长长一大串，一眼望不到末尾。

　　敌人的汽车越来越近，卷起漫天尘土，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眼见得敌人钻入伏击圈了，鬼子的脸都能看清楚了。

　　可惜的是有一个过度紧张的新兵不听命令就抡出了手榴弹。手榴弹在敌人的汽车旁轰然爆炸，日军的汽车队一下乱了套，走在后面的汽车见势不妙，赶忙掉头往回逃。

　　在这样的情况下，谭善和果断地下令：“们，投弹!”埋伏在公路两侧的400多名战士一起投出手榴弹，将敌人的汽车炸得着火的着火，冒烟的冒烟。

　　有些车上的弹药也被引爆，隆隆的巨响一声接着一声。有些车虽然没被手榴弹命中，但夹在已被炸毁的汽车中间动弹不得，只有干等着挨炸的份儿了。

　　押车的鬼子总共有一百七八十个，他们入侵中国后大概还没有吃过什么亏，以为中国军队都是一触即溃的草包，所以根本没有作战戒备。

　　遇到八路军铺天盖地的手榴弹阵，多半一枪没来得及放就丧了命，没死的纷纷跳下车，钻进车底下向外射击。

　　战士们投出了第二枚手榴弹，班排长们和一营三连手中的也开了火，鬼子们死的死，伤的伤，只剩下20几个还在拼死顽抗。

　　战斗必须赶快结束。尹先炳能征善战，作战经验丰富。他和谭善和早就做好了约定，让手中有枪的一营三连发起冲锋。

　　100多名战士如猛虎下山扑上了公路，这时可别和日本鬼子讲什么“武士道”精神“一对一”了，对豺狼的宽恕就是对亲人的残忍!

　　枪声、喊杀声停了，谭善和带二营六连跑步上了公路，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

　　现在满公路都是敌人的武器，这种好机会可不是时常有的。战士们纷纷寻找手榴弹。

　　此地不可久留。日本人知道消息后肯定会来报复。谭善和迅速集合队伍，要求战士们除了外，再尽可能多带走一些军用物资回去。

　　于是每个战士都是肩扛手提，军装、军毯、电池、洋锹、罐头，一大堆东西都被战士们带回去了。

　　等到气急败坏的日军后续部队赶到时，谭善和、尹先炳已率二营和一营三连迅速撤离了战场回到了八路军总部。

　　此战不仅教训了骄横的日军，还使原来徒手的新战士们都扛上了清一色的“三八大盖”，而且自己只伤亡了20多个战士。

　　朱总司令乐得合不拢嘴。一再对谭善和与尹先炳说：“这样的便宜仗，以后还要多打。”

　　1945年5月，谭善和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委。由于部长兼任军区副参谋长，谭善和担负了后勤部的主要领导工作。

　　这时冀鲁豫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50多个县、将近100000平方公里，军区正规部队发展到将近100000人。正在对日伪军展开春夏季攻势作战。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各军在敌后抗战，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武装自己。”

　　八路军的情况是一个战斗班只有三五条枪，有的战士不得不用古老的长矛和大刀片同敌人拼杀。

　　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炸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建立兵工厂，谭善和有自己的一套计划。他首先将后勤部下属的卫生部、军工部、供给部的机构建立起来。

　　而后以“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目标，大力加强军区兵工厂的工作。

　　原有军区兵工厂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只能修枪而不能造枪，仅能生产红缨枪、大刀、手榴弹、地雷等兵器。

　　并且驻地分散，随军流动，制造质量不高，产量很少。因而谭善和决定，除原有的一个手榴弹厂和一个军械修理厂外，再新建两个炮弹厂。

　　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基础，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对军械修造的领导，集中技术工人和机器设备，扩大生产规模。

　　建设厂房没有砖瓦，谭善和与大家商量，用石头垒墙，采石板盖房顶，伐树木做梁柱门窗。休息的时候，他常与工人们促膝谈心，耐心询问他们的要求和意见。

　　广大干部、战士、工人们日夜奋战，艰苦作业，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一栋栋容纳动力机工、钳工、木工、锻工、组建等五个独立工部的石头厂房沿山谷建起。

　　在敌人重重封锁和频繁的“扫荡”之下，材料、设备、技术都极度缺乏。生产初期，车床甚至是靠人工摇石磨盘来带动的。

　　但兵工战士们克服了生产中的困难，武器弹药的试制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改进、完善，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成为深受战士信赖的有力武器。

　　济南战役中，负责攻坚的某部也曾用炮弹厂92式步兵炮炮弹装在就地缴获的日式(92式)步兵炮中轰击城墙上的守军目标并最终登城成功。

　　除了这两种炮弹外，手榴弹厂的技术状况也得到了改进，每月可制造手榴弹四万枚，还兼造地雷和子弹。

　　这些弹药不仅供给冀鲁豫本军区的部队使用，还支援给晋冀鲁豫军区下属的冀南、太行等兄弟军区部队。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在解放战争初期战役、战斗中，冀鲁豫军区制造的弹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谭善和参加了平汉战役，负责组织冀鲁豫的弹药、物资、粮食，运送给作战部队。

　　他的高度负责、刻苦耐劳，哪里有困难往哪里上的精神，引起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委的注意。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找谭善和谈话，当面交给他新的任务：

　　“商城这个县很重要，至今地主武装和土匪结合，裹胁群众上山，到处打枪开炮，使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

　　“特别是亲区一带的地主武装，其头子顾敬之，无恶不作，控制群众很厉害，现在派你去当县委书记，尽快打开局面。”

　　谭善和到商城后，马上了解商城形势。经过他紧张的调查研究，一份沉甸甸的报告摆在他的面前。

　　他越看越惊心，意识到这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邓政委找他去，只怕又是看中了他的“勇挑重担”的特点。

　　近代的商城由城、康、和、乐、亲、安、平七个区组成。亲区为顾敬之(小名顾狗子)发迹的一个地方。

　　顾敬之从一个保镖到商城县长，可谓青云直上。统治商城20多年，把商城搞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此人在商城称王称霸，地位牢不可破，确实称得上商城“土皇帝”。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1930年6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召开了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

　　此时，偌大的鄂豫皖苏区，顾敬之统治的一个小小亲区横亘中间，使鄂东北苏区与豫东南、皖西两个苏区老是打不通，

　　红军大部队去，他跑了；小部队去，他和你打。他运用“你进我退，你住我扰”的游击战术对付红军，真正成为苏区内一颗钉子。

　　顾敬之的反动行为，得到当局的大大赏识，1930年底被任命为“豫南特区第五路游击司令”。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时，尽管顾敬之已经不在商城县，但他的部下组成了“小保队”，白天在家种田、砍柴、赶集，侦察的行动；夜晚出来袭扰。

　　他们主要就靠抓捕、杀害少数掉队的战士，来达到恐吓民众、巩固其法西斯统治的目的。

　　所谓“办”，就是弄死，不管用什么办法，但要交出凭据，如割下一只耳朵，或者找一个人证明。那时，小保队多半是采用挖坑活埋的办法来杀害“八路军”战士。

　　这些人死心塌地为政权服务，对付的手段比正规军还要凶残。落到“小保队”手里的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谭善和他们刚进入商城时，有个工作队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这个工作人员被他们用大钉子钉在墙上，过了一星期才死掉。

　　为迅速打开商城的局面。商城县委决定成立商城县军事指挥部，由谭善和任指挥部指挥长兼政委。

　　打蛇要打七寸，谭善和首先亲自指挥部队，对顾敬之的老巢进行了反复的清剿，遇到“小保队”直接杀无赦。

　　一个月间，谭善和指挥民兵和一部分主力部队，先后击毙和处决“小保队员”两千余人，大大震慑了商城的反动势力。

　　谭善和再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区、村寻找群众做宣传工作，耐心争取群众。发动起来的群众纷纷协助部队剿匪反霸，很快肃清了地主武装和土匪。

　　“有办法呀，谭善和!我就知道你行!你来商城，是邓政委亲自点的将，你不辱使命呀!”李达参谋长紧紧握住谭善和的手!他们特别表扬了谭善和深入细致发动群众的做法。

　　“不妨事。他失去了他的老窝，落毛的凤凰不如一只鸡。何况他现在失去了武装，连一条癞皮狗都不如，总有一天他会受到人民的审判。”

　　1948年，开封解放时，顾敬之逃到南京，后到武汉，携家眷潜入柳州、衡阳，经广州至香港，最后到台湾。1960年9月顾敬之死于台湾。

　　1960年8月，谭善和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留在北京任军委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1962年升任参谋长。

　　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勇挑重担，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任务艰巨他就到哪里去。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野心，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不断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爆发迫在眉睫。

　　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知道，这场战争一定会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

　　该区属于“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

　　特别是西段作战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主要山峰在6000米以上，地表、终年积雪、严重缺氧、气候酷寒。

　　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严重影响着军队作战行动。部队集结、机动指挥和协同困难，后勤补给十分艰难。

　　中印边界反击战前夕，谭善和奉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命，率工程兵工作组登上新疆西藏交界处的喀喇昆仑山，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踏勘了中印边界西段的边防阵地。

　　中印反击战中，谭善和在中印边境北段西藏阿里前线组织、指挥构筑野战工事，一住就是几个月。他是全军唯一在海拔5000米以上工作过的将军。

　　两个工兵团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条件完成任务，是与谭善和的组织指挥分不开的。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与苏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5个国家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当时，根据新疆交通不畅、生产瘫痪和边防建设薄弱的情况，军区党委分工由他一手抓军区的边防工程建设，一手抓自治区的工业交通生产。

　　他刚上任时，军区司令员杨勇找谭善和谈话，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新疆的情况之后，说：

　　“你的主要任务是分管军区的后勤工作。但是，现在自治区工业交通系统的工作上不去，你也要集中精力把工交抓一下。”

　　“眼下和田地区问题多，困难大，粮食、日用品供应不上，要赶快想办法。”杨勇说到这里，心情显得格外沉重。

　　事不宜迟，谭善和领命后，马上带着几位飞赴和田。他调查了解到，当时和田的情况非常严重：农村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粮食，又没有副食品。

　　与此同时，日用品奇缺，商店几乎没有什么货物，火柴卖到1.5元一盒，每公斤大米3元多，广大群众苦不堪言。

　　谭善和立即组织运力。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由自治区所属几个运输公司和新疆军区抽调的两个汽车团，共2000多辆车来担负这项任务。

　　给和田地区运调拨粮食的路线，除了少量来自伊犁、塔城等地的经天山战备公路运往和田外。

　　其他大部分来自内地的是先用火车从内地运到吐鲁番站，然后再用汽车运到和田地区各县。

　　当时，乌鲁木齐至和田运距长达1800公里，而且路况又不好，往返一次要10多天。

　　为了解决汽车在途中加油这一难题，谭善和等人想了个办法，即在运粮过程中，把每3辆汽车编成一个小组，其中两辆装粮食，一辆专门拉汽油。

　　全体运输人员冬顶风雪，夏冒酷暑，风餐露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运粮食3.5万吨，另外还有大批其他物资。

　　后来，因有大批日用品和药品急需赶运，仅靠汽车难以胜任。谭善和于是向杨勇提出建议，除了汽车运输外，可否向党中央、请求派飞机运输。

　　杨勇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要谭善和立即向中央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请示。

　　不久，经和批准，给新疆调来两架波音707飞机，专门往和田运粮食、日用品等物资。

　　为了贯彻关于“要搞活天山”的指示，党中央和于1973年7月27日决定调铁道兵和工程兵进新疆修建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

　　当时作为“两路”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谭善和，虽已年近花甲，却老当益壮，深入一线。

　　因原先的铁路段选线不理想，需要重新勘察，他或骑马、或步行，翻山越岭，带领技术人员深入实地踏勘。

　　在做勘察结论时，他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对工程技术上的重大问题从不自作主张，而是让大家各抒己见，经过反复比较，选择最佳方案再定点选线。

　　与此同时，谭善和又带领工程兵部队赶赴天山公路北段、中段和南段，并组织陆军部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工开进工地安营扎寨。

　　为此他率领工程技术人员爬山数十公里，吃干粮住帐篷，到实地勘察比较，最后决定采取在达坂一段路上修建防雪走廊的办法，从而保障了汽车冬季通行。

　　天山公路破土动工后，他经常深入施工工地现场办公，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工程进展加快。

　　1975年7月，谭善和奉调离开新疆之际，还指示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抓紧工期确保质量，把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都建设好。

　　他赴京就任军委工程兵司令员后，还多次听取新疆军区有关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建设的情况汇报，做出指示或提出建议，直到铁路、公路均建成通车后才放心。

　　正因为谭善和既有丰富的战场指挥经验，又具备独当一面的调度才能，之前也在新疆工作，所以王震才大胆地举荐谭善和为乌鲁木齐军区政委。

　　对于王震的推荐，也很赞同：“这个谭善和，当年在商城和新疆就搞得不错嘛。”

　　1983年11月，谭善和奉调二度进疆，被任命为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

　　他虽然已是68岁高龄，但工作精神却不减当年。他上任伊始，就按照的部署，集中精力狠抓军区机关的整党工作。

　　针对军区边防部队营房简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谭善和自1983年开始进行规模空前的边防建设。

　　1985年乌鲁木齐军区的边防建设胜利结束，边防一线连队的营房、道路、通信、生活设施、医疗卫生设备等都有了根本的改观。

　　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谭善和特别重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方面的问题，始终把增强民族团结摆在首位。

　　在牵涉到具体问题时，他要求对事不对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使大家既受到教育，又放下包袱。

　　最终，乌鲁木齐军区机关整党取得了较好成绩，符合中央关于整党的验收标准，为所肯定。

　　1985年，谭善和退居二线，赴北京就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虽然身在北京，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新疆的各项工作，凡是与新疆有关的文件，他都看得格外仔细；

　　凡是新疆来访的客人，他见面时都格外亲切。为了得到新疆更多的信息，他经常让秘书到新疆驻北京办事处借阅《新疆日报》。

　　当他在会上了解到自从军区整编后，边防部队建设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亟待解决时，便利用休息时间找与会的各边防团代表座谈，认真了解有关情况。

　　会议闭幕后，他又征求了军区业务部门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请示，分别呈报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

　　在该请示中，他逐条列举了新疆边防部队面临的具体困难，并提出了解决意见。中央委和三总部领导予以高度重视，很快就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1989年7月，医院为谭善和动手术切除了肾上的肿瘤。手术后身体稍有恢复，他就急切地表示：希望回新疆去看望部队和各族群众。

　　9月下旬，他应邀来到乌鲁木齐，与新疆军区指战员、各族人民群众共同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

　　1990年盛夏，赴京出差的新疆军区某部政委来医院看望老首长时，送给谭善和一幅新型的“流动沙粒镶嵌画”。

　　他特意将该画放置在病床的案头，时时望着画出神。秘书好奇地问他为何如此欣赏这幅画，他说：“因为这幅画里镶嵌的沙粒不管怎么流动，那图形都好像新疆的景色。”

　　9月底，当他听到北疆铁路胜利竣工通车的喜讯时，先是兴奋，后又不无感伤地对秘书说：

　　“解放初期我修过康藏公路和成渝公路，又抓过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的建设。可惜今天不能为北疆铁路出力了。”